本人赤贫过，曾经饿得两眼冒过金星，双脚挪不开步子。现虽小有家产，但顶多也只是个“小资”而已，离“中产阶级”有百里之遥，离“资产阶级”更有十万八千里，故对穷人始终“深怀阶级感情”。记得当年从事司法工作时，目睹许多因贫困而走向犯罪的现象，心如刀割，于是写下《贫穷是犯罪的渊薮》，疾呼治罪须先治贫。后到某机关工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当时大搞“社会主义教育”以防止“和平演变”，本人不幸被抽调派往一个地方当“社教队长”。有一天路过一个村庄，看到一面断墙上刷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大标语，一时冲动，面对中国最基层政权的干部做了一场《残墙断壁不是社会主义》的演讲，“大逆不道”的言论把几个队员吓得不轻，一致意见不许扩散。本人并非是什么高明之辈，只是深深地知道饿肚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没房住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俺这辈子对“贫穷”真真感到可怕。近来总是有人将舆论导向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我一直不明白，到底中国的“富人”有多少？两极分化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它到底是不是目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本人很担心这种导向将引发一种可怕的倾向——“仇富”。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才几年就开始“仇富”，那还得了？“仇富”闸门一开，带来的可能将是一场灾难，——就象当年闹革命一样，穷人们造反，打土豪分田地，打烂了旧世界，却未必能够建立新世界。

有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性的神圣讲坛上痛诉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对社会产生的严重危害，义正辞严。他说，“在中国，只有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他的依据从何而来？据查，并不是我们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也不是我们国家的哪个权威部门提供的（当然，我们的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也经常是不怎么“权威”的），而是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2007年5月，该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表述：“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有名的欧洲凯捷咨询公司于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也有类似的表述：“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他们讲的都是贫富差距问题。

最近，本岛主正在看一部英国人Stephen Green写的《大国经济之路》。这是一部专门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严肃研究的学术著作。书中第五章的题目就是《收入差距：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开头一节是这样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在我生活的上海，经常能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讨；年少的小贩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趁着红绿灯的间隙，向车主兜售商品，他们中的一些似乎就以桥洞为家；很多百姓居住条件恶劣，20世纪30年代的狭窄里弄里挤满破旧的房屋，人们还使用公共厕所和公用自来水。这些景色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首都司空见惯，而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车流中小商小贩的顾客正在开着宝马、奥迪或保时捷，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别墅。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我相信中国有“国际友人”，也相信外国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真实、客观、公正的。但是，问题在于怎么看待问题！贫富差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不是中国目前最最严重的问题？中国刚刚开始有那么几个人富起来，就把“贫富差距”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岛主以为，暂且还是不讨论贫富有多大差距为好。因为这是个伪命题。离开了富是怎么富的、穷是怎么穷的这个前提条件，贫富差距是永远讲不清楚的。中国老百姓有过“穷”的“丰富经验”，缺少的是“富的经历”。“穷”的原因当不必探讨，“富”的原因倒是值得研究。据本岛主多年观察，在中国富起来的人群中，大概可分为三种：一是靠诚实劳动、勤劳和智慧致富的（如许多实业家）；二是靠暴利行业致富的（如煤老板、房地产商和一些垄断行业等）；三是靠权力寻租致富的（如官员腐败、权钱交易、灰色收入等），而这又与第二种人经常混在一起。从朋友送来一份资料中得知，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可谓是三千“皇亲国戚”，坐拥两万亿资产！这份资料还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致富道路经常是一种畸形的表现。第一种“富人”最可敬佩，可他们活得很苦很累。最让老百姓们深恶痛绝的是最后一种“富人”，他们活得最潇洒，但对社会道德原则的破坏也最具毁灭性，对政权的颠覆作用也最具彻底性。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说到底，我们目前的贫富差距矛盾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不均”，而在于“不公”！

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本岛主以为，消灭贫富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历史为证。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最始驱动力就是“均贫富”，“均贫富”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最高理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他们倾其所有，进行着“共同富裕”的试验，并将“共同富裕”作为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文明产品的一个基本特征；新中国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曾经将中国农民的理想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信念结合起来，创造出“公社化”模式，实现中国人“共同富裕”之梦。但是，历史证明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即便他们再伟大，“共同富裕”都还仅仅是个“伟大的理想”。但是，从某种意义说，正是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推动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当前，贫富差距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差距，有失公正的差距。假如能够加速实现社会公正的进程，解决制度性腐败问题，给所有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假如能够完善起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问题，那么，百分之几的人拥有百分之几十的国家财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时候读西游记总有一个疑问————那个唐僧那么无能，为什么孙悟空非要带着他去取经呢？如果孙悟空自己去取经，不就麻烦少多了么？后来长大了，经过几年的学习，总算明白了，原来唐僧领导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这样，取经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了。唐僧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孙悟空没有的呢？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唐僧是一个领导，而孙悟空只是一个打工者呢？

1、“崇高信念”。这第一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唐僧在自己的崇高信念面前，丢掉性命都不会眨眼。而孙悟空就不是了，他能力很强，但是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多次打退堂鼓。没有信念的人，就不能给别人以信心，就不能给别人以动力，遇到困难就容易退缩，领导者都胆怯了，退缩了，团队能不散掉吗？而信念不够崇高也不行，自私自利的信念，小富即安的信念，不敢担当的信念，贪功诿过的信念，都会让别人离你而去。水浒里的宋江，一个没有崇高信念的人，最后被“招安”了，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这样，所以他丢掉了江山，也葬送了他的团队。

现在有些企业家总是抱怨员工忠诚度不足，刚刚学会点业务，就跳槽了；刚刚结交几个客户，就自己去开公司了。这当然有社会的因素，有员工本身的原因，但是企业家也要自己检讨一下自己，你自己是否有崇高的信念。一个企业的终极目标仅仅是为老板创造更多的利润，老板把这些利润变成资产只留给他的子女，员工与你仅仅是一种雇佣关系；而另一个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多的实事和贡献。这两种企业，哪种企业更配拥有忠诚的员工，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2、“无能”。这第二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无能”不是没有能力的表现，而是一定条件下的“无为”，这是一个优秀管理者的财富，也是优秀管理者的智慧！唐僧那么“无能”，但他欣赏有本事的人，能够包容能人们的缺点，所以才能找到三个有本事的徒弟来实践自己的崇高理想。如果唐僧“神通广大”，什么都显得比别人高明，孙悟空可能就不会愿意跟着他走了。正是因为唐僧“无能”，所以孙悟空就有了用武之地，就使得他可以充分发挥才能，在唐僧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看能力很强的孙悟空，他本人在花果山的徒子徒孙，没有一个能耐比得上他，更不过说超过他，全部都是饭桶，没有一个有用的。孙悟空本事太大，他瞧不起其他有本事的人，于是，其他有本事的人也就不喜欢跟着他。他自己太要强，处处唯我独尊，他的团队就变成了一群饭桶。《西游记》有一章，说孙悟空和唐僧闹翻了，准备自己搞了一个假“团队”打算替代唐僧取经。幸好孙悟空取消了这个念头，要不然他遇到更厉害的妖怪，把孙悟空捉拿住，谁能救他呢？谁去搬救兵呢？他自己的团队都是饭桶，只好看着自己的领导去送死。而唐僧就不这样，别看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却很安全。当年司马懿抓住蜀国的小兵，问他诸葛亮每天都干些什么。小兵想这个不算情报吧，就说丞相凡是责罚20杖以上的军法事宜，都要亲自监督。司马懿由此得知，诸葛亮肯定会被累死。太能干的领导，事必躬亲，分不清轻重缓急，也不懂得如何分工协作，敌人还没来，自己先累死了。后来事实证明，聪明一世的诸葛亮，就是活活给累死的——他很厉害，但干了许多他不应该去干的事。

中国很多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能干的老板，同时带着一群“饭桶”的员工。开始创业的时候，为了生存，事必躬亲可能是必须的。但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企业家首先就要考虑怎么给员工搭建让他们发挥自己价值的平台，同时去寻找那些弥补自己不足的员工，而不是事必躬亲，甚至在一些专业问题上不懂装懂，把自己累成狗熊一样，疲于应付；另一方面，员工也被矮化成“手脚”，甚至离心离德，于是企业团队涣散，层层应付。有些老板说，不成呀，我不放心呀，如果公司依赖于一个孙悟空，万一他使坏，我怎么办呀？呵呵，你手上的紧箍咒呢？建立制度约束————千万别忘了这个。

3、“仁德之心”。这第三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唐僧的仁德之心，对妖怪都去怜悯，甚至“糊涂”到是非颠倒的地步。这种人自然不会恶意算计自己的下属，克扣他的工资，欺骗他们加班，利用他们承担法律责任，规避自身风险等等，唐僧虽然利用三个徒弟保护自己，但是绝对没有恶意剥削他们的意思，而是带领他们一同努力，共同成长，一起成功。最后，唐僧的三个徒弟也都有了自己的成就。唐僧没有像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或者像刘邦那样，“飞鸟死，走狗烹”。而孙悟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唐僧重用孙悟空的一个理由。但他连天宫都敢闹，甚至敢于冒犯玉皇大帝，而他花果山的猴子们呢？还是一群猴子罢了。日本有一家企业，把员工的父亲们都请到公司里来和管理者座谈，企业老板对所有管理者说，当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下属的时候，就回想一下今天，这些员工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你们，是希望你们可以教他们成长，带领他们成功的。你们要想一想自己是否对得起这样的托付。

中国的很多老板可能是受到了《资本论》的影响，总认为做老板的只有剥削工人，才能够赚到钱，而且理所应当的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是肮脏的。其实，一个优秀的领导是要带领员工创造新的价值，带领他们一同成功的。曾经有一个企业家自豪地说，我不想说我赚了多少钱，但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创造了几十个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这样的企业，想让他们不成功都难。

4、人际关系。这第四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唐僧的前生就是释迦牟尼的弟子，而孙悟空天生地造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石猴子，虽然也拜了一个师父，但是和师兄弟关系都没处理好，最终还是被师父赶走了。孙悟空和牛魔王拜把子，后来也闹翻了；孙悟空和东海龙王是邻居，却仗着自己的本事抢了人家的东西；孙悟空和二郎神等一些天官天将是同事，可就是不给人家面子，后来还大闹天宫踢了很多人的屁股。孙悟空爱憎分明，也有本事，但在人际关系方面处理得相当不好。而唐僧就不同了。他见到神仙就磕头，与人和谐相处，不结仇家。他不仅是如来佛的弟子，还是唐王李世民的拜把兄弟。人神两届的高层关系他都有了。他还善待自己部属，取经路上很少对几个徒弟发火，对孙悟空念紧箍咒，他也是宽严有度，以保证取经目标的实现。这样的人做老板，肯定会顺风顺水。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这个地球如果没有了人，一切财富，一切物质都没有任何意义。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资源，是所有财富的创造者。一个老板，要懂得对外创造人际关系资源，对内创造优质人才资源。

唐僧不是英雄，但是个人物，是个领导人物。而孙悟空虽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但他自己做不成伟大的事业。他一旦离开了唐僧，也不外是一个打打闹闹的小混混，成不了大气候，甚至哪一天引来杀身之祸都难说。所以，他必须要依靠唐僧这样的领导来带领他。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僧是真正的英雄，他的领导艺术，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至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整个春节都是阴雨绵绵。那天，太阳终于露出笑脸，岛主也不例外地跑到西湖拥抱太阳，以让太阳驱除潜藏在心底的寒气，把讨厌的感冒驱走。虽然曾经就住在离西湖不到1000米的地方，但屈指一算，竟然有十多年的时间未曾与西湖谋面。母亲在时，也未曾陪过母亲逛过西湖。如今，空有遗憾了！

久违的西湖，扑面而来的不仅仅是人山人海，还有令人惊奇的盛开的桃花。桃花盛开的季节，一般是在三月份，并不是现在。后来听媒体解释说是气候的原因，让西湖桃花提前开放了。媒体的解释终究有点牵强附会，可以说万物生长的基因密码，多数是不为人类所知的。桃花提前开放，是桃花在抢时间争速度来展示自己？还是造物主在虎年之初用独特的语言祝福人们？花是心田的庄稼，有鲜花的地方，肯定会播种好心情。朋友间的祝福词经常有一句是：祝你生活如花似锦。本岛主将西湖的桃花拍摄下点滴，技艺虽不好，但心意如花，权当是送给家人和新老朋友们的一个祝福——祝大家生活如花似锦！

美丽的西湖桃花盛开

 （注：本文为转载，作者为红网记者谢伦丁，原文题目为《2009“感动中国十大小人物”榜单出炉》）

刚刚过去的2009年，依然有许多如沧海一粟的普通人，在谨照他们心中的准则行事，而这些准则，因为本不应该的稀缺而变得珍贵，变得打动人心，也赢得了各路“网上观光团”的致敬。

继2008年成功发起“感动中国小人物”评选之后，牛年岁末，网友再度推出2009年最让人动容的“小人物”名单。这些由网友评出、很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感动人物，正让越来越多的网友“泪流满面”。

“那些源自身边人、小市民的朴素平凡的故事，总是能让我不禁泪下，感动不已。”2010年1月1日凌晨4点，网友“感动你我”在红网论坛发帖，和两年前一样，他把平时收集的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整理出了一张“2009年感动中国小人物”榜单。

No.1 开胸验肺的张海超

2009年6月22日 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无法在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诊断出尘肺，多方求助无门，选择到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7月27日 张海超接受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各路媒体采访，表示不愿接受“特别关照”，希望通过“合理方式”得到一个鉴定结果，“必要时，愿意二次开胸验肺”。 7月28日，河南省卫生厅对事件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经过全面系统的分析、诊断，确诊张海超患了尘肺病。

颁奖词:开胸验肺，血肉维权。处于社会的底层，用行动震撼世界的背面不知凝聚多大的勇气！他用一种最直接验证事物状态的方法，将一腔无奈与呻吟，昭示天下，以一人之痛唤醒了全社会对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关注和维权行动。这种悲壮，天地动容，可谓大时代的小人物！

No.2 救助无辜群众的哈米提-艾合买提

哈米提-艾合买提老人是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双庆巷社区一名普通居民，在“7·5”事件当晚，他打开自家房门，救助了18名无处可逃的群众，并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为了防止暴徒找到这些无辜群众，他嘱咐小区门卫把铁门锁上，不放心的他又从家里拿出摩托车的锁链，把铁门旁边的小门也锁上了。而后，老人一直站在大门口，用自己的身体挡着不让暴徒进入院子。七八个暴徒翻门而入，抓着门卫徐革平便开始殴打，哈米提张开双臂整个人趴在徐革平身上，挡住一棍又一棍，直至警察闻声赶到……事后，老人才知道自己当天救助的人中，有抱着孩子的维吾尔族妇女，有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也有惊恐万分的汉族同胞。

颁奖词:在那个疯狂的夜晚，他用身体挡住了暴徒的进攻，使逃亡的人们免于伤亡，危难中我们读懂了一个老人的热血心肠，他的善良和笑容化解了受助者心头的恐惧，也化解了所有恩仇。他那句“不管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大家都是一家人，都应该好好过日子。”朴素平凡，但彰显的却是大爱与大义。

No.3 拾金不昧借1元钱吃早餐的郭冬容

 2009年12月18日清晨，郭老太像往常一样提着篮子前往尖林山，忽然在路边水沟旁发现一个鼓囊囊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大包钱。蹒跚了1个多小时，气喘吁吁的郭老太终于见到了值班民警。来不及休整，郭老太又和民警一起清点了这袋钱，共有7000元。在老人的引导下，值班民警驱车赶到事发现场做了勘查；随后，郭老太又返回派出所，按照规定作了笔录。当办完所有手续后，已是上午9点多了。这时，郭老太不好意思地问值班民警:“同志，我还没吃早饭，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元钱，买两个馒头吃？”

颁奖词: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广厦万栋，夜卧一席。生命的崇高，已不再需要理由，拾荒老太，无疑给当下的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No.4 “捐肝”男人范阡川

24小时，他都守在她的病床边，照顾着她的一切。在同病房的其他人看来，43岁的张益容和44岁的范阡川俨然一对恩爱夫妻。事实上，这只是一对旧日恋人。19年前，青梅竹马的他们因为一个传言而分手，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9年后，各自离婚了的他们又再次走到了一起。而这次，是因为她患了肝硬化，他不顾重重阻力，要捐肝给她。尽管还差20多万元手术费，尽管他的母亲以死相逼来反对他这样做，尽管张益容也不希望他这样做，他还是决定，要和她结婚，好好照顾她，并最终进行了换肝手术。

颁奖词:平凡显真情，大爱细无声，一段短暂的初恋让两颗心牵肠挂肚19年，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范阡川无怨无悔地照顾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诠释了爱情的平凡与伟大。

No.5 坚守山村教书53年的王化安父子

他们是一对白族父子，父亲王元举70岁，儿子王化安46岁，从1956年起，53年来，父子两人薪火相传，子承父业，在大山之巅点燃了无数山里孩子的求知梦想，育人情怀感天动地。尤其是儿子王化安，28年来工资微薄，近12年来更是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的工资；两任老婆因为嫉妒他对学生的“偏心”，先后狠心远走高飞，弃他而去；目前，他的教师身份还是名不正言不顺，处在“不合法”的尴尬境地。但是，王化安老师始终眷恋着姚峰界小学，忍辱负重，手执教鞭，坚持教学，从不间断，继续为山里的孩子们播撒着知识的种子。

颁奖词:生命的光彩并不在于它瞬时的不可一世，也不在于它的伟大与渺小，而在于它的价值，在于人与人之间无私的爱。父子俩用53年的坚守托起了偏远农村教育的别样晴空，用无私串起了朗朗书声，点燃了山村的希望之光。

No.6 信守承诺的农家女郭顺芬

“只要丈夫活着，我就不会离开他，要好好照顾他一辈子。”11年前，林祖祥摔成重伤躺进医院，他的妻子郭顺芬恳求医生施救时，当着亲人的面许下了这样的承诺。林祖祥经抢救了过来，但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落下了终身残疾。“端屎倒尿、擦身洗澡……这些事她连续做了11年，天天如此，却没说过一句怨言。”林祖祥说，从医院回到家后，他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连翻身都要妻子帮忙。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郭顺芬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11年来没说过一句怨言。在当地，只要问起郭顺芬，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她很了不起。”

颁奖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爱的无价，无不在深深触动你我的内心，而在浮躁今世，这样的真情相守又有多少！

No.7 残疾“怪老头”胡发生

在鸦岭乡鸦岭村村民的眼里，胡发生是个“怪老头”，他每天佝偻着腰，一瘸一拐地捡垃圾，几乎不说话，很多孩子背后偷偷叫他“哑巴”、“憨子”。2009年12月1日，伊川县鸦岭乡81岁的老人胡发生，又将几百元钱给了一名贫困家庭的孩子，资助这名孩子上学。10多年来，他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这样的善事儿。胡发生做过几十年的村干部，1961年，他下地种红薯时，被山上掉下的土块砸到左腿，从此腿部落下了残疾。1995年就开始在村里捡垃圾，当年村里建希望小学，胡发生捐了450元。村里的一个排水管道坏了，他换排水管道、修涵洞，总共花去了1000多元。从2002年至今，每逢儿童节前，胡发生总会给鸦岭乡一中和鸦岭小学的孩子们送去本、笔等学习用品。从2007年开始，每逢中秋节，胡发生都会给鸦岭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57斤月饼。

颁奖词:人间的大爱，于细节里流淌，在无私中释放。身处逆境的主人公，坚持不懈的付出，终成一股感动你我的伟大力量。

                                                                                                                                                     No.8 “无腿”老师向新

“无腿”老师向新 湖北宜昌城郊小洋坝社区，有这样一位重度肢体残疾的“无腿”老师，小时候的一场医疗事故损伤了他的坐骨神经，让他永远无法站立起来，几十年来，他只能用手撑着膝部蹲着行走。身体残疾带来的家境贫寒，45岁的向新，一直没有结婚。他住在郊区工厂旁用木板搭建的房子里。凭借自己上学时数学成绩优异和后来的刻苦自学，在自家门前开办了以补习数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补习班”，目前已为100多名农民工子女补习过功课。
 
颁奖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无腿先生，再塑师魂。三年来，重度肢体残疾的他，粉笔无言写春秋。

No.9 自强自立的砍柴男孩李露

七八月的盛夏骄阳似火，刚考上大学的秀山农村娃李露却没有停歇，他迎接大学新生活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不停地上山砍柴。两年前，李露的父亲患肝癌去世后，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而母亲腿脚有残疾，还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一想到上大学后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照顾，儿子能做的只有拼命囤积烧菜煮饭、过冬取暖的柴火了。李露砍了一个多月柴，给妈妈准备了够烧3年的柴火，还擦了6000双皮鞋，挣足了自己的学费，并将多余的4000余元捐给其他困难同学。

颁奖词:单纯、朴实，平淡如水，当命运掀起大风大浪，他波澜不惊，像一个男人一样坦然承受了一切，一声不吭的努力，让我们见证了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史。他用行动告诉我们:贫困并不可怕，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No.10 好孩子刘洺硕

就读于朝阳凌源市实验小学的刘洺硕已经12岁了，在他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3岁起，他就再也没看到爸爸回家。7岁时，妈妈患上眼疾，刘洺硕就独自撑起了家庭重担。每天早上5点，闹钟响起，刘洺硕从被窝里爬起来，先把妈妈的衣服放到她便于够到的地方，烧热水，帮妈妈穿好衣服，又去做饭，帮妈妈洗漱完毕，陪着她吃完饭，刘洺硕就背起书包，一路小跑地上学了。从家到学校这六七里路上，不管刮风下雨，邻居们总是能看见小洺硕一个人背着书包独行的背影。刘洺硕和妈妈相依为命，不辞辛苦的做着同龄人甚至成年人都做不来的事情。多少个寒来暑往，小洺硕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照顾着妈妈和他们的小家……

颁奖词:穷人的苦难总是比富人的烦恼来得更早一些，一个12岁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独自撑起了家庭重担5年，刘洺硕没有哭，我们却泪流满面。大孝无言，大爱无声，他的独立、感恩，恰是一种责任和道德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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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牛年的最后两天，本岛主不幸病倒了，服药后昏睡了足足近二十个小时。大睡达到大治，一个觉好像把以前缺的觉都给补了回来，明显感觉好多了，但却误了许多给老师、好友拜年的事，并且开始了有点可怕的咳嗽。

牛年的最后一天，与田佬一起赶到一朋友家。年前朋友检出恶症，动了大手术，节后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手术。她的娘，今年已九十一，满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九十一的老太，除了耳背和行走不便之外，大脑反应仍然敏捷，善谈，时时关注台海局势，而且很有见地。突然我很不合时宜地冒出假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问题，心情不禁一阵沉重。前不久，老家有两位儿时伙伴都因身患绝症相继去世，年纪都不算大，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我也是个曾经与魔鬼阎王打过交道的人，但一想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样子，心底里就禁不住抽搐。

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谈论生死，好像是很多人都忌讳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春晚节目一开始，冯巩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重伤者出场。从来不懂得忌讳什么的田佬看着也骂开了，以为编导太不用心，大有不尊重国人感情之嫌。其实，生老病死，人之常事。人之死虽有遗憾但不足为奇，多么伟大的人物最终都必须臣服于死神。相反，人之生才是人们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生时能够大彻大悟，辨识大是大非、大奸大恶，感悟大真大善、大悲大喜，也算是“不枉此生”。生命的长度其实是相对于生命的质量而言的。

这几年春节，似乎都过得有些沉重，甚至不太愿意过这个节。那个充满着贪婪与阴谋的鸟案已折腾了五个年头还未了，让几多人在五个春节里都心有千结。法律在某些弄权者手中如同玩具，你只能等着看着他把玩具玩坏了为止。但五年的时间啊，足以把一个黑发人折磨成白发人！如今，“被”字成了网络流行语，唯有法律“被玩”似乎还没有“被”人说成“被法律”。也许此类事甚多，大家都懒得“被”了。母亲不在，“海归”未归，天伦之乐无从谈起。记得去年的这天，岛主与田佬两人，各抱着一台电视，一边看着，一边想着各自的心思，但彼此都读懂一种心语——这家伙，远隔千山万水，也不懂得给老爸老娘来个电话或短信？！当然，我更多了一层，思念母亲。其实过后想想，孩子漂泊海外，浪迹天涯，为什么非要人家给你老的致信问候？此时此刻，他们更需要来自家乡和亲人的节日问候！自私了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吧。

春节之夜，江两岸灯火辉煌，霓虹礼炮江岸共景，火树银花水天一色，朦朦细雨构画着江上另一番朦胧美景，如同大师笔下的山水画。著名美学家李泽厚说美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美也是主观存在，美由心生，我思我在，比如此时此刻。对于一个饥饿者来说，面包比肯定比眼前的旖旎风光重要；对于一种情愫来说，思念肯定比欣赏思念重要。徬偟在书房里，触目即是江景，还是让人想起苏东坡的西江月一词，似乎有点对上此情此境：“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边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  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东萸，俯仰人间千古。”

今年是农历庚寅虎年。我喜欢虎。之所以喜欢虎，是因为虎的阳刚之气。在群兽里，虎是当然的“帅哥”。假如将我与虎、蛇同居，那我肯定愿与虎为友绝不择蛇为善的。蛇的那种阴毒，令人不寒而栗。我这人天生无法与阴阳怪气的人相处得好。圣经早就说过，蛇是将人类引向邪恶走向堕落的罪魁祸首，所以上帝惩蛇世世代代不能如人一样站立而行。而虎，则不同，浩然正气，呼呼生威。世界如果没有了虎，世界也就没有伟大的人，因为只有虎才能让人成其伟大。当年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让武松享尽多少年的英雄美名，梁山泊也因此有了他的108个“高干”名位。后来杨子荣打虎上山，智取威虎山，遂成一代英豪，也为时代所歌。历来英雄都具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冲天气概的，都是藐视老虎的，敢与老虎争高低的。毛泽东曾经有一句名言：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可是连真老虎都怕的庞然大物，而老毛却如此鄙视，足见伟人之不凡之处。所以说，人如果离开虎，是成不了伟大的。就是那前不久的“华南虎事件”，有人是把“纸老虎”当真老虎，结果把一个想借虎生财的普通农民给折腾得进了牢房。还值得一提的，那五年来让本岛主身心倍受伤害的“西南虎事件”，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起码这只“西南虎”在给我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教会了许多人真正认识到了“污吏猛如虎”的道理。倘若不经此一“虎劫”，天真的近乎可笑的岛主，对人心之险恶人性之邪毒的认识，对我们体制中“藏龙卧虎”现状的认识，恐怕绝不比那纯情的少女深刻多少。

除夕夜看春晚，断断续续看到了“难忘今宵”。品不出几个节目的优劣。毛阿敏《微笑》一曲唱得极臭，但其歌词还是挺令人喜欢的，于是当场拿笔记下——

当黎明穿破黑暗，

朝霞对天空微笑；

当急流越过险滩，

浪花对大海微笑；

当春风吹散严寒，

绿叶对枝头微笑；

当歌声萦绕枕畔，

婴儿对母亲微笑。

我们等待这一天，

未来因梦想微笑。

我们等待这一天，

    世界因我们微笑……

微笑面对生活。这是一种自信，一种从容，一种坦荡，一种智慧，一种信念。学会微笑着面对生活的一切吧，无论生活给了我们什么。

2010年，虎年，我们微笑面对。

也应该以微笑面对。

也只有以微笑面对。

模式比产品重要，这是本岛主涉海后的一个深刻体会。最近，对此体会尤深。其实，这种体会算不上什么新玩艺儿，许多智者已经用实践说话了，俺只是一种亲身感受而已。但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的话，我还是以为——模式比产品重要。

做企业难，做一个好企业更难。企业好不好，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产品。一种好产品的出现，需要多种条件配合，但无疑，企业家的素质是决定产品好坏的根本性因素。但企业家对于某种“模式”而言，其本身也不过是一种“产品”。就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库中的“产品”，但在不同的模式里，这些“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显得不同。“社会主义”也是个人类文明库中的一种“产品”，但放在毛式与邓式的不同模式里，这“产品”的功效就大不相同。一个好产品，如果没有一个好模式配套，肯定好不到什么地步。

由此想到，一个企业，固然需要某种高品质的、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得到消费者欢迎的产品，但一种产品往往要从研发到制造到走向市场到实现利润的一个过程，采用不同的模式，这个过程可能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及所产生的功效都明显不同。对于一个高科技企业、一个创业型企业，在研究产品定位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自己的发展模式定位，寻求最好最快地发展、最能体现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路径，这应该是创业者和企业主们首先考虑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大量“80后”进入经济主战场应该考虑的关键性问题。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肯定都有其自己独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 可能可以仿效，但肯定无法复制。

一位朋友说，选择比努力重要。

很经典。

努力与选择相比，努力不可谓不重要。一个人的努力程度，往往决定了他的生命价值和生存高度。成功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不努力。本岛主非常崇敬的一位企业家稻盛和夫就曾说过：“没有努力，再好的远见也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稻盛和夫先生是著名的日本实业家，白手起家，40年创建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旗下的公司年销售额曾经达到4兆日元（约5700亿人民币），利润达4000亿日元（约571亿人民币）。松下幸之助被尊为日本的“经营之神”，而稻盛和夫则被尊为日本的“经营之圣”，可见其在日本产业界中的地位。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根据我七八十年来的观察，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一身而二任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有之，自稻盛和夫先生始。”“经营之圣”就是圣人，“圣人之言”是孔子说过的“君子三畏”之一，不可不听。所以说，努力是一切选择的前提，选择是一切努力的产物。尽管如今癞蛤蟆吃了天鹅肉的事已不成怪事，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努力”这个元素在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意义。

成功的人，一定是努力的。但努力的人，不一定都能够成功，这种例子现实中很多。所以，这从另一角度表明了，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选择确实比努力重要。尤其是企业领导者，“选择”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如果说“努力”是一种态度的话，那么，“选择”则是一种能力。有位伟人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由此想到，一个人做些事情并不难，难的是把事情做对。做对事情，努力才有真正的意义。人的一生，说长也长，生命的每一天似乎都有许多需要做出选择的事情。人的一生，说短也短，一生中做事的最好时光也就那么些年，尤其是一生中能做成一二件大事的，更需时间。由此而言，做对事情比做了多少事情，明显是重要得多了。成功者和失败者往往把不同的生命结果归结为命运使然。其实，一种是强者的谦卑，一种是弱者的推诿。生命之果，始于选择，说到底就是选择之果。

2010年已过去了半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岛主准备不当鲁宾逊了，正忙着造船离岛，努力地去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最终还是不忍心荒芜了小岛，更不忍心抛弃那伴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的小岛上的油灯，故决定还是“以海为家，兼营小岛”，把与惰性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个鲠积了五年的不快，由它去吧，不想它了，因为，留给本岛主做事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个五年可供选择了。

继广州亚运城22日爆出255亿元的天价，成就了广州地王之王之后（楼面地价达5810元/平方米，预测开发商的房价要卖到12000元/m2以上才有得赚），昨日，福州也曝出惊人（揪人！）新闻——城区内9块地块，最高楼面价竟达 15040元/m2，而在这之前，福州的楼面价从未突破万元大关！广州亚运城地块地块溢价是54%。而福州9个地块的起始价17.16亿，拍了40.86亿，溢价达138%！按此计算，开发商到时的房价每平米没达2万元以上是赚不到钱的！在中央房产新政频闪红灯之际，福州的开发商们却毫无顾忌地“顶风作案”！

2009年的房价一路看涨，是喜？是忧？谁喜？谁忧？市长的口袋一旦鼓起来，市民的口袋就要瘪下去了（其实市长也苦，他要做些事也需要钱啊！）。看来，又有许多人要沦为“房奴”一辈子不得翻身了！

前不久，某公司进行全员培训，让我请一位营销专家给他们讲课。先生一开讲，就问学生们两个问题：一是“在座的买过房子的人请举手”；二是“在座的买过两套以上房子的请举手”。这个公司是一家从事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的高科技公司，从事这个行当的多为80后的年轻人。我扫了一下会议室，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发现举手者不多，回答后一个问题时举手者更少。我希望看到一片森林，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沙漠。举起来的手就像当年一位大作家描写的沙漠里的胡杨树，肯定是“流泪的胡杨树”！最近大家热议《蜗居》。本岛主也找来六六写的小说，看它几晚。掩卷之际，沉重有余。以前听老师们说GMD统治大陆时期有“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如今，甭提什么“三座大山”了，现实中的“大山”岂止“三座”？司法不公、官吏腐败、贫富不均，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嫁不了郎……“大山”多着呢！就一个房子问题，足以让平民百姓们不能喘粗气！有人看着80后、90后的生活方式不顺眼（虽然本岛主有时也看不惯），指责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如此高企的房价，让如今的80后、90后，甚至00后，让许多想进城的农民和农民的儿子，何时能够挺起他们的脊梁？

经济学基本原理说，市场是受供需关系影响的，物稀必贵。但市场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以前土地不能当做商品，后来什么都成了商品，土地又率先孕育了许多中国式的富豪，土地自然是至尊至上的“万物之母”了。中国人多，人均土地资源不丰富，决定了土地的价值所在。你要说中国的土地到底应该值多少钱才合理，真的没个准，可以说多高的价位都不过分。在中国，说高房价是价格背离了价值，绝对不可能。房价如果太低，那是做贱了自己，严重一点说，是“暴殄天物”。一些房价应该高，高到“离谱”都没有关系，由市场决定，由政府纳税。房价不高，政府“均贫富”以解决分配不公的手段反而难以实现。但问题是房价普遍都高，分配不公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就有些离谱了。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老百姓们的房子问题，不见得就如泰山压顶。即便是香港澳门，也不见得“房奴”遍地。在这些弹丸之地上，老百姓们也不见得房子是他的生活中的第一烦恼，除非他企望像李嘉诚、何鸿森那样超级富翁的生活。如果你满足于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的话，他们的政府还是会给你一个“庇得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立锥之地”的。而我们庞大的官僚机构，每年用于吃喝的款项有八九千亿，每年用于养那些公车的款项也是八九千亿，每年用于养着几千万庞大的吃皇粮队伍的款项，还有那些每年用于错误决策的款项（更是无法统计了）。这些纳税人创造的财富，本应做为“均贫富”的有力手段，却耗费在不应该耗费的地方。试想，如果能将此几项的花费省下来给老百姓们建保障性房子，那么，境况又是如何呢？

房地产业不能遏制（毕竟这个行业的产业链长得可怕了，何况许多地方要吃饭要发展要建设要搞福利等等等等都要指望着祖宗留下的脚下的这片土地！），但房价必须遏制。问题在于如何遏制。2005年中央政府提出“要稳定住房价格”，2006年提出“要控制住住房价格过快上涨”，2007年提出“要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2008年因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对房地产网开一面以提升人气，2009年，汹涌澎湃的房价迎面扑来，已经成了影响社会安定稳定的一个难以控制的因素，中央提出“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从“稳定”到“控制”到“抑制”最后到“遏制”，这么些年来的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轨迹表明，我们国家的领导者们对房价无时不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毕竟关系到重大的民生问题。但事实上却有一种轨迹与最高层的决策轨迹背道而驰，房价是越控越高。两种轨迹，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巨大的对抗性，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房价依然故我，梁山好汉们我行我素。一些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银行对国家政策的不执行，是房价过高的最主要原因。细想一想，这种论调其实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银行也好，地方政府也罢，为什么执行国家政策会如此乏力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看来这个房价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用经济手段可以完全解决的经济问题，更不是几个经济学家用高深的经济理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要彻底解放我们的“房奴”们，就必须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这个已经很难适应于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

从RJ处讨论完设计方案出来，匆匆赶往花巷教堂。RJ是信奉天主教的，今晚的平安夜他和刚从香港回来的太太、小孩一起要到教堂去做弥撒。我奔基督教堂而去，是为母亲而去的，每年的圣诞节和复活节。他送我到门口，这时他的秘书告诉他，他要去的那个教堂，来了很多的警察维持秩序。我们听了，对视苦笑。全中国恐怕就是这些个地方，其实是最不需要警察的。当然，维持交通秩序的除外。

花巷教堂地处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周边灯红酒绿，弧光闪闪。平安夜、圣诞节，这本是西方的盛大节日，如今，这个节日却渐渐地也成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盛大节日，甚至春节反而不如这个节日有气氛。大洋百货商场的广场上有几十个年轻人，一个牵着一个的后衣襟，串着边小跑边在喊着我怎么也听不懂的口号，不知道小兔崽子们是在玩什么游戏还是哪个企业在搞什么促销活动。他们知道“圣诞节”是怎么回事吗？这世界也真的有点奇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一般都是比较富的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一般都是石油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信奉佛教的国家，一般都是比较贫穷的国家。众神管辖的区域也有如此分明的分工？天国也是如此的不公平？

待我驱车赶到花巷，已近午夜11点，教堂里的人已经散去，唱诗班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的歌声已经听不到了。清洁工正在打扫。见我独自而入，狐疑地看着我。我轻轻地一脸严肃地向他打了个招呼，挑了个母亲曾经坐过的位置默默坐下，闭上有点疲乏的眼睛，向母亲默念着：妈，今天是平安夜，儿子为您祈祷来了。四个年头了，您的儿子还不能让您在天国安息，儿子为此万分愧疚。但请妈妈放心，儿子一定会让您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的，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妈，祝您圣诞节快乐！……

空旷的教堂里，一片寂静。我喜欢这种宁静。我相信有了这种宁静，我的心语，母亲一定会听得更清晰。

突然，我看见，在我的正前方的第一排的位置上，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老太太在这里已经坐了多久，但那一头银发，一下子让我想起母亲的满头白发。多么相似的满头白发啊！在巨大的十字架下，老太太显得那么的孤单，那么的羸弱，一头白发平添了许多凄凉之感。我一下子觉得心酸。这么迟了，老太太为什么还不回家呢？为什么没人陪伴她呢？难道老人家有什么巨大的无助的痛苦需要神来帮助吗？我下意识地站起来，想走到老人家的身边，陪着她，让她不感到那么的孤单和凄冷。但最终，我还是不忍心去打扰老人家。也许，老人家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就是她与神的对话。我决定默默地陪她老人家动身回家为止。

老太太终于启身了，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我迎上前去，想让她坐上我的车，我送她回家。但当我看到那饱经风霜的脸，一脸的坚毅和从容，我没有勇气开口。可以看出，老人家虽然羸弱，但绝不是弱者。

她会是谁呢？

“我猜想，他就是人民。”

（注：“我猜想，他就是人民。”这句话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评说“二十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人民歌手”伍迪（WOODY GUTHRIE）的一句话。约翰的原话是：“伍迪……他只是一个声音和一把吉他。他唱出人民的歌，并且我猜想，他就是人民。苍砺的声音和粗糙的吉他声，伍迪的人和音乐没有什么甜蜜可言。但是对愿意聆听他唱歌的人，会发现更重要的精神：在他的音乐中，可以看见人民容忍和对抗压迫的意志。我想，这个就叫做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