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已禁

正义，如同一种充满了荆棘的美丽鲜花，好看却不好取。古往今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公正，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从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到罗马的共和制，到英国的国会代议制，到今天美国的三权分治制，浩浩千年，上下求索。在中国，尤其在近代中国，追求人间正义和社会公正的脚步声从未停止。但在追求正义和社会公正的道路上，可谓是一路血火，满目沧桑。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革。崭新的共和国以其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普世价值，率领一个民族站了起来。但可惜的是，在圆强国之梦中，我们曾经迷失过方向，离正义远了，社会公正的目标模糊了。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如果其民众丧失了对正义的信任，只关注眼前的利益满足短暂的物欲，那么，这个社会也就堕落了，远离正义不可避免。一个民族，如果对谎言、诈骗、诬陷和罪恶保持沉默，对苦难、贫困、冤屈和不平冷漠无视，那么，这个民族将是一个堕落而不可救药的民族。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无法保证正义在人间的实现，无法保证社会对罪恶的惩罚对善良的褒扬，那么，这种制度必将迟早走向灭亡。所以，温家宝总理说过，要让正义成为制度的首要价值。

当年孙中山先生为了实现其共和的美好理想，主动北上与大国贼袁世凯会面，不幸病倒于北京。北京的大医生们对中山先生的病感到无望，张静江、胡适等人向中山先生推荐了中医。但中山先生不愿服中药，他说本身就是个医生，知道现代医药无法治愈时，中医确实能够治好一些疑难杂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一个国家的法律，就是为了实现正义。而实现正义，一需要法律本身合乎正义，二需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三需要正义真正成为我们制度的首要价值。尽管我们今天离实现社会公正的彼岸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这段路上还会出现迷雾，但，追求社会公正和人间正义，将永远是历史进步的推进器，永远是不朽灵魂的墓志铭。

我们宁可利用罗盘航行。

八年前的“911”这一天，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遭受袭击，世界历史因此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八年后的“911”这一天，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被一审处以重刑，中国历史因此也必然将发生重大变化，虽然这种变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会看得更清楚。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许多志士仁人的伟大梦想。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窃以为，在大陆，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台湾，始于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实现政党轮换之际。海峡两岸，不同政见，但目标一致，都在努力完成共同的任务，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管民进党一度误入歧途不认祖宗，但正如海峡潮水水涨水落，最终还是要顺应潮流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好处自不多说，其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平民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工做，有钱赚，不再有投机倒把之罪，不再有主义尾巴之虞。但是，司法腐败和吏治腐败所带来的全社会的道德沦丧，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想受到了极大挑战，人们貌合神离，社会矛盾加剧。国民党的百年历史，告诉过人们，一个社会，如果平民百姓普遍对社会公平与正义失去信心，对法律和政策的公正性失去信任，将意味着社会必然走向堕落。一个社会的堕落，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曾经在拜谒孙中山陵园时写下的“人民最大”四个字，真可谓字字似玉，笔笔如珠，这既是台湾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这个政党开设的“百年老店”经营过程中惨痛教训的写照。

阿扁从一个平民成为一个“总统”，从“台湾之子”成为“台湾之耻”。首脑开始都励精图治，最终堕落背叛，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在亚洲，先例比比皆是。而把前领导人处以重刑，在国外不乏其人，但却是我们的民族从未有过的例子（当然，“文革”中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整死不能算在此列，因为刘少奇并不是死于法律，而是死于专制，死于无法无天。在他冤死后的若干年，人民从没有罢免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不过，好像也没有从这历史大悲剧中吸取多少教训）。在今天的海峡东岸，我们看到了，问罪前“总统”，重刑领导人，已是眼前事实。据说一审法院对阿扁的判决书足有1200页3公斤重。但窃以为，为什么要对“前总统”治以重罪这并不重要，因为阿扁其罪昭然于人心，整个案子明白于天下。而能够做到对“前总统”科以重罪，则更显重要：

其一，台湾同胞用自己伟大的实践告诉了大陆同胞一个道理是行得通的，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前领导人”有罪必究，“后领导人”哪一个还敢不兢兢业业为民众效劳？领导人清正廉明，官员们哪一个还敢滥用公权力？官场风清气正，百姓还能不安居乐业？

其二，台湾同胞对扁案的审理过程，也为大陆同胞上了一堂生动且很有“现实意义”的法制普及课，其功效显然胜于我们那些各种流于形式的法制宣传。它告诉人们，是权力服从于法律，还是法律服从于权力，决定了一个社会公正与正义的程度，也决定了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程度。暴力形式的“统一”不得人心，只有非暴力的和平统一方式才是人们所期盼的。但是，只有文明程度基本对等，才有可能谈统一。狼爱上羊或者羊爱上狼，唱归唱，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其三，司法机关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结果的公正与否，有赖于程序的公正；一个案子的处理公正与否，有赖于案子审理的公开程度。程序公正是防止司法腐败最重要的阀门，阳光则是防止司法腐败最有效的防腐剂。

其四，台湾同胞的实践表明，在中国，法治社会的实现并不是不可能，先人们追求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永远是伟大的，尽管路还很远，但它将始终推动着社会进步。台湾同胞正在努力建设的法治社会，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束亮丽的曙光！

胡总书记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又很朴实感人的话：“不折腾”。这个新广公司，一个企业的怎么像一个政治组织，像台湾那个民进党，就这么喜欢折腾呢？人与人相处讲一个“和为贵”，就是在充满竞争的商场上，大家也都更愿意讲一个“和气生财”。可这个很自以为是（其实离开了那个小地方恐怕就什么都不是）的公司，怎么如此喜欢结怨结仇折腾人呢？如此德性的公司，我看就是在四川也不见得什么阴谋诡计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到行得通的——四川所有的共产党干部他都收买得了吗？四川所有的检察院、法院他都可以驾驭得了吗？——人一到疯狂时，都以为自己就是上帝。所以，我很赞同季羡林先生的“坏人基因”之说。这个新广公司的几个老板，为了掩饰其在许多方面见不得人的行为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几年来一直在折腾人，甚至企图置人于死地。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绞尽脑汁再折腾起我原来所在的上市公司，企图再象第一次成功地敲诈勒索一样，再一次对这个上市公司进行敲诈。一个企业到了使尽浑身解数去折腾人这个份上，真是可怜啊！

有句西谚说，“上帝要叫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如今套在这几个喜欢折腾人的人身上，非常形象。现在看来，这几个喜欢制造麻烦的可怜人，确实病不轻，“伤”很重。粗粗掐算，此“伤”起码有四：

第一，伤神。你看他，要取不义之财，整天要去琢磨如何算计人。算计人可是需要费精耗神的。怎么才能把人给算计了，那就要编造许多谎言做理由。虽然这些人说谎已经成为习惯，但真要对簿公堂，说一句谎话，是要用千百句的谎话来“圆谎”的，而且还很难圆成。在高悬的明镜面前，谎话越多，破绽也就越多。八次庭审，且看他请了许多编谎言搞假案做伪证的高手来助阵，但在公理和正义面前还是破绽百出，甚至连常理都顾不上了，“主子”不敢出庭对证，“义犬”声嘶力竭黯然神伤。古人讲“精、气、神”，这仨字都是关系到生命长度的大问题。“测谎仪”的制造原理已经告诉了人们，那几个人要如此地编造谎言害人，可是对他们的生命长度绝对有影响的。

第二，伤财。古人云“生财有道”。什么叫“道”？就是你要谋财可以，但不能害命。如今这年头，一些企业见利忘义谋财害命的事屡见不鲜，这个新广公司也不例外，它的“谋财”也是需要用“害命”来做手段的。不过，如今要“害命”，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毕竟国家还有法律，所以，他得请一些管人命的人来帮忙。“害命”谋财，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凡是想谋不义之财的，都是以“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信条的，以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幸的是，现实中也确实有那么几个愿意把良心拿出来换钱的人。但不管怎样，可想而知，泡制一个假案，需要兑现多少支票才行？从阎王爷到小鬼，一路都得打点，伤财，自然是难免之事了。遗憾的是，他伤了财，还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因为毕竟还有一些不愿意将良心拿来变卖的人。

第三，伤人。俗话说：“有理不饶人。”有理走遍天下，当然可以不饶人，饶不饶人，就看“有理者”的气度如何了。可你看这新广公司，无理还害人，那就与无赖没有什么区别了。伤害别人的结果，终将伤害自己，累及子孙。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你别看这个新广公司的那几个暴发户现在还有点风光，得意事也曾有过，比如把某人加害进了牢房进行了“修理”，毁誉不够，还要毁家毁命，手段毒辣，造孽深重。不得不承认，这几个人还是有点能耐的，先是千方百计编造谎言，上欺领导下愚公众，然后哄弄一些管事的官员充当杀手。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最后的苦果肯定是谁种谁尝。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大白于天下，其倒行逆施、充满着欺骗性、包藏着巨大祸心的行为，终将为人们所认识。当人们知道真相之后，又有几个人愿意为这场危险的游戏当马仔做提线木偶呢？又有几个人愿意为下流无赖以身试法者当陪葬人做殉葬品呢？以害人开始者，必以害已告终，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第四，伤天害理。任何时候，天理都是不可违的。何谓“天理”？善者为天，良者为理；法者为天，情者为理；正者为天，义者为理；公者为天，明（智）者为理。新广公司的老板及其豢养的几个“义犬”，将害人视为善，将欺诈视为良，将私欲视为法，将兽性视为情，将邪恶无耻视为正，将巧取豪夺视为义，将一已之利视为公，将不断折腾视为明。天理存于人心，天理显于法律，天理施于社会，天理不容奸宄。新广那几个人自以为得“天时”可售其奸（以为政府安定稳定大局的方略可为他们的胡闹提供可乘之机），得“地利”可作其恶（以为利用当地恶腐势力可以让卑鄙企图得逞），得“人和”可遂其邪（以为利用当地多年经营的人脉关系可为所欲为）。殊不知，如此有悖天理，天理绝对不容。想当年，这几个暴发户还有林彪、江青那样权倾天下？伤天害理之事做多了，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一直想不通，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文化底蕴极深的地方，出过像邓小平、诸葛亮这样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十大元帅里就有三个都是四川人。我认识的几个四川人都聪明贤达热情有智慧，还有我认识的川妹子，包括曾经参与“审讯”“审判”我的川妹子，都有如天仙。我记得武侯祠的一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对这幅对联都注目良久，“后来治蜀”者为什么不对折腾人的现象多加深思呢？为什么这个地方好人好得很出色，坏人也坏得很出色呢？——想不通！做人如果做到连天理都不敬畏的话，那么，他离灭亡还会远吗？

有位禅师对邪恶阴谋的伤害的态度的对话，很经典，本岛主在此抄录如下，也送给那几个喜欢折腾人的人：

问：世人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我当如何处之？

答：只能忍他，避他，由他，耐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再过几年，大家且看他！

据报道，最近国家公安部长及许多高官又赴新疆，锋芒所指众人周知。 7月29日，乌鲁木齐警方通报抓获253名犯罪嫌疑人；8月2日，乌鲁木齐警方又宣布抓获了319名犯罪嫌疑人，同时还在通缉一批罪犯。乌鲁木齐警方表示，坚决将乌鲁木齐“7·5”事件涉案犯罪嫌疑人一个不漏地全部抓获，绳之以法，彻底消除隐患，给各族群众一个交代。

无良者必受天谴。这使我想起“底线”这么一个词儿。翻阅新华词典，找不到相应的解释。什么是底线呢？我想，底线是一种原则，一种标准，一种限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做人有底线。做人的底线在哪儿？那就是良心，道德。

做事情也有底线。做事的底线在哪儿？那就是法律。

如今这年代，做人做事没有底线的事儿太多了。

老弟家的邻居是一位台湾同胞。前几天到老弟家吃饭，正好遇上这位“台湾佬”，便在一起聊聊。这位“台湾佬”前不久在台湾刚动过脊梁手术，身上还扎着护板。我问她大陆台湾之间来去不便，为什么不在大陆做呢？她说，本来也想在大陆医院里做，但大陆的医德太差了。先是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都要例行来个全套检查。然后还要托熟人找医生，以保证手术到位。台湾医生不这么做，就是手术动完之后，也从不开什么多余的药。如果是大陆医院，哪能这么简单？手术回来，还要拎着一大包的药回来，吃得你没病也得出病来。俺家田佬就曾经遇到这么一件事，某医院医生看她是公费医疗，又是外地人，在开完药之后，就用本地话问助手：“她卡里还有多少钱？”助手回答：“还有三百多。”于是，医生又继续开药。没想到田佬还能听懂几句本地话，当即愤然而起，拿起病历就走。本岛主也曾遇上类似小问题。那时我还在机关当差，小外甥一次患感冒，父母不在身边，我便带着他去一家附近的医院看病。一位穿着白大挂的中年医生例行公事般地看完之后，说：“他得了性病。”我一听，先是一愣，后怒火冲天，差点当面给他一拳！那时，小外甥还只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根本就还没有进入青春期，这“性病”从何而来？！

当然，这些都是些朝夕拾遗的小事啦。不管是谁，这类事情可能都可以说他个三天三夜还说不完。后来，本岛主遇上的一件事那就大了。本人下海后曾经代表公司在四川广汉这地方投资办厂，还让我兼了那里的法人代表。2004年底，我不幸被卷入当地司法部门炮制的一件假案中。为什么说其是“假案”？那是因为当地的某些司法人员与当地的一家流氓企业新广公司勾结在一起，为了谋取不义之财，硬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违反程序、逼供诱供，制造假口供、假证据，设置了重重黑幕之后将我“绳之以法”。经过8次的庭审，真相终于弄清楚（其实一次庭审真相都已经够清楚了），但事隔五年了，就是判不下来。为什么？当法院每次都即将宣判之际，新广公司那几个做人做事都已经没有了底线的老板就花钱策动打工者上街闹事（好在策动这些打工的成本不高，廉价劳动力一天三五元足矣，否则，这家不地道的公司也是受不了的），利用当地势力，造声势打小报告递假情况，说是如果法院对我做出无罪判决，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安定稳定问题。也不知道是哪位领导高看了本岛主，就我这么一个区区小百姓，能有那么大的能耐足以造成当地的“安定稳定”问题？！是高看了我还是低看了法律，低看了共产党？我比新疆那“七五”事件中的暴徒还要“暴”？而那些造假案者，那些丧失天良和人性者，却需要他们来“维护世界和平”？岂不咄咄怪事！

我不知道类似我这样遭遇的人多不多。估计不多。如果多了，迟早都要酿成陈胜吴广大起义不可。只能算自己倒了十八辈子的霉了，孙悟空跟着唐僧西天取经遇上了白骨精。但是，如今这世道，好像好人干好事很难，坏人干坏事却很容易。谁越能闹事折腾，谁就得利越大，无理也变得有理，流氓也变成政治家。谁遵纪守法，听党的话，做老实人，按照正常牌理出牌，谁就要吃大亏。久而久之，“文革”那种“闹而优则仕”的幽灵，在今天又换了一副面孔在四处游荡，“闹而优则惠”、“闹而优则富”。新疆“七五”事件如果不是那些闹事者闹得太过分，如果不是涉及边疆稳定，如果不是涉及民族问题，如果不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的话，恐怕这闹事者也不会成什么问题的，依然可以悠然自得，逍遥法外。

回过头来，又不得不说到“底线”。一个社会的“安定稳定”，到底需要用什么来维系呢？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激化还是化解，只有一个办法——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才能化解矛盾。如今再伟大的政治人物，都要受到人们的评头论足；再庞大的政治组织，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为人民所抛弃。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但有一个“权威”却是绝对的，那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律如果再无法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么，这个社会离覆亡也不太久远了。社会需要安定稳定，但安定稳定只能建立在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之上，否则，安定稳定只能是建筑在流沙上的高楼。

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是保证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底线！

梁晓声认为，一个理性而且伸张正义的民间正在中国成熟着，他说：一个社会好不好，或有没有希望，有多大希望，不仅看官员们是些怎么样的官员，富人们是些怎么样的富人，各类精英是些怎么样的精英；也还要看民间是怎么样的民间。依我的眼睛看来，“五四”至今，不那么令人心冷的中国的民间，正是当下之民间。

一个“厚黑”的很不地道的新广公司如果能够一手遮天的话，恐怕共产党就不再姓“共”了，共产党的党旗上的党徽可能就不再是锤子镰刀而要换成袁大头！

我相信梁晓声的话。

这是一篇受密码保护的文章。您需要提供访问密码：

密码：

晚9：00，独自一人摸到金逸影城。最后一票，最前一排，最边一座。无所谓，因为喜欢看历史片。不过，在看《南京！南京！》之前，倒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因为曾经看过一部《屠城血证》，展现了日本人那一次血腥屠城的暴行。我有点恐惧影片中再度出现当年的那种血腥场面。但因为这部电影是根据德国人拉贝的日记而来的。一个与当年与日本结盟的纳粹德国公民，是怎么看这段历史的？看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也许就是个“看点”。

座无虚席，鸦雀无声。面对黑白分明的电影画面（不是彩色的），观众全都沉默了，没有了以往那种情人间的窃窃私语，没有了年轻的爆米花的咬嚼声，甚至，终场了，大家也是默默地离开。还有一些观众好像还沉浸于其中，不想离开座位。电影能够拍到如此境地，真不容易！默默地看，默默地走，大大令我不解：这电影的观众多是年轻人，他们今天为什么也像我一样，选择了沉默？

这部特别令人震撼的是，日本军队不但有组织地野兽般地蹂躏中国妇女，而且同样有组织地野兽般地蹂躏本国妇女（慰安妇）。日本姑娘百合子被蹂躏致死的悲惨下场与被日军强暴致死后赤条条地扔在小板车上拉走的中国妇女的下场没有什么两样。对待外国女人，日本人是野兽；对待本国女人，日本人也是野兽——这就是人性的黑暗。动物杀动物时，冷酷无情。但人杀人时（特别是日本军队滥杀战俘和平民）竟如同动物，也是那么冷酷无情——这就是人性的黑暗！教师出身的日本军官角川，最终选择了放走中国的两个战俘后自杀身亡，完全是因为他无法再承受这种人性的黑暗。

人性黑暗的释放，是有条件的。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它可以将人性的伟大、崇高与卑鄙、无耻，都得到充分的释放。这个道理，自然好理解。因为，战争状态下的人性，大忠大义，大奸大恶，一眼就看得清楚。楚河汉界，敌我分明，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甚至都怀疑自己，如果哪一天占领了东京，我会不会也以百倍的仇恨千万倍的复仇行动，像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一样杀日本人？像当年日本人蹂躏中国妇女那样去蹂躏日本妇女？

战争，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人性善恶的争战。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现在没有了战争，人性的黑暗是否意味着消失？如果没有消失，那么，释放这种黑暗人性的“机器”又是什么呢？如今，外国人公然欺辱中国人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但是，中国人公然欺辱中国人的现象，不见得少，有的甚至做了外国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做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不是吗？你看，现在，没有什么外国人敢在中国的土地上公然地强暴中国妇女了，反而是许多中国妇女们自己送到外国人那里去了；没有什么外国人胆敢公然抢劫国宝了，反而是中国人自己将自己的国宝偷偷地拿到外国人那里换得几张可怜的美元潇洒了；没有什么外国人敢冒然残害无辜的中国人了，反而是中国人自己害起自己的同胞，一点不手软，甚至手段卑鄙得一点不觉得无耻脸红。

是什么释放了人性的黑暗呢？最近，从网上看到一张照片，照片是几个中国老百姓举着一张写满了字的纸。这照片，时隔一日，第二天想再去看时便看不见了，但还好当时把照片中的内容给记下了。这照片的题目是——《中国人，你到底抗议什么？》，一共有31条——

    1、工资多年来未涨多少，你抗议了吗？ 
    2、为了GDP 官员们疯狂违规卖地，几十万亿亩强行收来，转手就是几百万，你抗议了吗 ？
    3、房价暴涨，多少人穷其一生收入都买不起一个容身之所，你抗议了吗？ 
    4、看一次病，都能收你550万，你抗议了吗？ 
    5、骨灰盒X千，墓地XX万，人都快死不起了，你抗议了吗？ 
    6、几百亿养老钱，让人拿去随意投资，你抗议了吗？ 
    7、倾家荡产供一个大学生，却换来毕业即失业的结果，你抗议了吗？
    8、掷百姓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官员可以隐瞒疫情，你抗议了吗？ 
    9、河南省的AIDS疫情被人为的隐瞒了多少年 你抗议了吗？
    10、彩票造假，多少彩民的血汗钱被人私分，你抗议了吗？ 
    11、失假辟谣，在深更半夜调印花税，你抗议了吗？ 
    12、用自己手中的非流通股肆意掠夺股民的血汗钱，你抗议了吗？ 
    13、保险公司想圈钱就圈钱，想融资就融资，你抗议了吗？ 
    14、口口声声保证“人民币绝不升值 ”，现在都快升了16%了，你抗议了吗？ 
    15、一张虎照，颠倒黑白的指鹿为马，快半年了，都没个交待，你抗议了吗？ 
    16、多少十几岁的孩子被人卖入黑窑当奴隶，你抗议了吗？  
    17、矿难层出不穷，几十上百的生命一次又一次的被埋入地下，你抗议了吗？ 
    18、大火当前，面对孩子，有人高呼“让领导先走 ”，你抗议了吗？ 
    19、毒大米、毒食用油、毒奶粉、独火腿肠、毒鱼、毒水，快到了无物可食的地步，你抗议了吗？ 
    20、有了点权，就可以开着宝马、奔驰到处撞人，你抗议了吗？ 
    21、为了糊口摆个摊，被人追着满街逃，你抗议了吗？ 
    22、属于你的那个小本上写着“农业”二字，你就要被另一些人歧视一辈子，你抗议了吗？ 
    23、夜总会、娱乐城前，很多车都挂着某种特殊牌照，你抗议了吗？ 
    24、神州大地上，无数顶着国徽的豪华大楼拔地而起，而无数学校破败不堪，你抗议了吗？ 
    25、几千万在一些人的嘴里竟成了“喝茶钱”，你抗议了吗？   26 26、佘祥林们被冤了十几年弄得家破人亡只获赔几万，老百姓的命这么不值钱，你抗议了吗？ 
    27、运营商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却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收费，你抗议了吗？ 
    28、年薪十万的抄表工，年薪6000万的国企老总，你抗议了吗？ 
    29、每天面对电视新闻，听着道貌岸然的假话，你抗议了吗？ 
    30、人大曾提议立法促使官员财产及家庭收入公开，却被官员普遍抵制，你抗议了吗？ 
    31、宪法里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力被公然践踏，你抗议了吗？

当然，这31条，表述得并不完整，提的一些问题也不具有典型性，而且有的问题国家领导人已经关注并正在考虑解决方案。形形色色的问题，如果都去认真罗列，恐怕远不止这几条。但，如果这31条所列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人性的黑暗就随时都有可能释放。

最好的办法，还是保持沉默吧！

但是，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倘若人民对人性的黑暗状态一再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国家是很危险的。 

   台湾《联合报》30日社论——

                                《台湾二○○八：从二次政党轮替到扁案起诉》

2008年的台湾内部政治，从年初“二次政党轮替”，走到年底一二一二扁案大起诉；2008年的两岸关系，则是从年初“入联公投”，走到年底大三通。这两条轴线，一条台湾内部政治，一条两岸关系，相激相荡，互为条件，互为表里。

这番“二次政党轮替”，可谓是整体价值体系的全面取舍。就人物风格言，取马英九，舍陈水扁；就路线言，取“不统、不独、不武”，舍“台独建国”；就“宪政架构”言，取“护宪、行宪、修宪”，舍“正名制宪”；就两岸关系言，取大三通，舍尖锐对立；就社会号召言，取族群融合，舍撕裂社会；就政风品操言，取清廉，舍贪腐。甚至就官员品类言，亦是对杜正胜、庄国荣、叶盛茂之辈的否决，而期待新典型出现……。

因而，这不是一般的“二次政党轮替”，而是整体价值体系的大取舍、大换置，与大抉择。113席“立委”选举，国民党赢得82席，逾2/3；泛蓝得86席，逾3/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得票率为58%，得票数765万。这些皆显示选民对价值体系的大取舍、大换置与大抉择。至于被陈水扁所挟持的民进党，在两次选举皆遭大败，正是因其“台独路线”及贪腐行径受到选民的制裁；直至“1212”大起诉，则是将陈水扁的罪行交付司法审判。

其实，2008年的台湾，形同选民对解严后二十年来的政经激荡，作出了总结性的反省与抉择。李登辉与陈水扁，对于“本土意识”的鼓吹，确曾充实并巩固了台湾的主体性；但由李登辉始作俑、再经陈水扁变本加厉的“台独路线”，撕裂社会、锁台乱政，却使社会创巨痛深。尤其，李的黑金，与扁的贪腐，更使政治体质沉沦败坏。我们曾说，李陈二人也许带领台湾过了河，却上错了岸；选民遂在2008年为二十年来的扁李路线疗伤止痛，并期待社会得以新生再造。尤其，在原本的想象与期待中，扁案起诉之时，即应是社会新生再造之日。

但是，情势的演变却出乎想象与期待之外。年初的两次选举，可谓是选举制度及选民对陈水扁与民进党的政治制裁；年底的大起诉，则是司法体制将对陈水扁的贪腐进行审判。但是，如今显现的情势却是，选举投票不能激浊扬清，司法似也不能澄明是非；陈水扁仍不认错，四处呼号“政治迫害”，而其支持者仍然主张“阿扁无罪”。这一股势力的主轴论述是：“阿扁若倒，台湾就倒！”

相对而言，年初两次选举后出现的两位新领袖，马英九与蔡英文，却迄今未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挥其自我期许与受社会付托的角色与功能。马英九迄今仍在“第一线／第二线”、“党政同步／党政分离”、“粉丝偶像／战场领袖”之间不知如何自我定位；似乎始终沉浸在他自成一格的思维与论述中，却在实际的领导统御上往往不得要领，搔不着痒处。至于蔡英文，亦从朝向“没有陈水扁的时代”的道路中，被绿营与民进党边缘化及无意义化，民进党的转型再造亦已落空。

2008年原本存有“台湾民主”大反省、大转型的历史机遇，但此种期待却有失落的危机。马英九带不动台湾，蔡英文改变不了民进党；整个台湾遂仍陷于扁案的迷障之中。少数挺扁者，反而掐住了台湾的神经与命脉。

2008年，如果二次政党轮替不能成为台湾“民主”的救赎，年底的扁案起诉也不能成为救赎，则台湾这个大难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作者：毕诗成，发表于2008-12-25，

(原文题为《 “对高管慎用逮捕”因何遭醋意解读》)

12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在全国公安机关经侦系统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12月24日《京华时报》）

一语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以《公安部要求对企业高管慎用逮捕拘留》为题，一度非常“扎眼”地被几乎所有主要新闻网站“顶”到了突出位置，继而广大网民普遍以板砖与口水对其进行“洗礼”。一个共同逻辑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要对企业高管特别强调“慎用”？更有甚者直接叫板：请找出来我国有哪部法律规定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不讲究执法方式方法，不慎用拘留、逮捕措施？

网民的愤怒一定出乎郑助理的意料。因为放在特定语境当中，郑助理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他是针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做上述表态的，想强调的是如果对于涉嫌犯罪企业的正常经营账户简单、粗暴地使用查封、扣押、冻结，可能会令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笔者查了其讲话原稿，当中明确强调，“要坚持平等执法理念，对于案值不大、社会影响较小，但关系民生的普通案件予以充分关注，以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遗憾的是，媒体在转载新华社新闻稿时将这些内容删掉了，也就难免让大家以为公安部一屁股坐到了 “资本家”一方，是悍然强化法律特权。

网民的解读其实也不是无中生有。郑少东的话，是在金融危机影响经济生活这样一个特定的“经济语境”中出现的，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语境”——— 由于各地招商引资等政策的偏差，很多企业高管们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格外约束”，反而给人的感觉是已经受到了格外的“照顾”，涉及触犯法律之时，常常不是公安司法直接按照法律裁决，反倒要经由地方官员的“批准”。已经如此“慎用”了，还强调“慎用拘留、逮捕”，未免让舆论感觉有些矫情，有些保护强者。

相反的一面，是对逮捕普通民众的随意与不慎用屡屡出现。老百姓发个批评领导的帖子、编条调侃领导的短信可能被逮捕；老百姓举报著名企业的质量问题可能被反诉继而拘留数月；甚至老百姓正常的上访也可能被送到精神病院“监禁”起来……日常生活中充斥了公安司法对于老百姓的拘留、逮捕的“不慎用”，当看到要对企业高管“慎用逮捕”之时，怎会不头脑发热、眼睛发红？

原本就对权利充满焦虑的民众，会认为这是将“潜规则”的法律特权搞成了“显规则”，就会不惜跟你“抬杠”——— 如果是草民，就可以不“慎用”了吗？更值得忧虑的是，一旦“慎用逮捕”之类的言论给地方公安部门发出了错误的信号，让他们以为给企业高管们以“超国民”的特权获得了“尚方宝剑”，就会更加有恃无恐，真的在基层搞出一批“特权”来。

面对讲话遭遇如此“误读”，相关部门不该恼羞成怒，或是置之不理任其蔓延，而应该仔细反省形成这种解读的根源，尽最大可能让民众感受到：慎用逮捕、慎用拘留，适合于每一个公民，是大家共同不可侵犯的权利，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企业权贵们的“法律小灶”。

1896年，时年73岁的李鸿章访问了俄、德、英、法、美等西方强国。这年8月，李鸿章到了美国，接受了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赵焰著的《晚清有个李鸿章》一书中有记者与李鸿章之间访谈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问：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答：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问：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

答：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问：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答：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问：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答：（停顿了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问：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答：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问：阁下，您能说明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答：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进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范围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

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江堰市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高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的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取消华人法案。

问：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答：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都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