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投洽会，我们一行五人到厦门，与台湾教育学家、立法院最高顾问、台湾木铎学社理事长、中华两岸高等及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协会秘书长、前台湾教育厅厅长陈汉强先生会晤并签订有关合作协议。

我们刚落座，陈老也从南宁风尘仆仆赶到酒店。他是应广西政府之邀，带着几位台湾的教授们到广西辅导培训当地教师的。几年来，陈老总是这样马不停蹄，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了两岸的教育文化的交流交往。大家担心他旅途劳顿，劝他先休息一下。但陈老精神看起来比我强多了（连日来睡眠状态不佳，我坐在那里不到半个小时已经连打了几个哈欠了）。陈老祖籍福建龙岩，平生第一次来大陆是在1990年，那个时候他任台北市教育局长（台湾的教育局与大陆的教育局职能不同，台湾的教育局是既管教育，也管文化和体育），奉命率团到北京进行亚运会申办活动。那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大陆与台湾的差距。20年来，陈老一直致力于两岸的交流交往，也看着大陆与台湾的差距在一步步地缩小。如今，他感叹今非昔比了。但是，在教育方面，大陆与台湾的差距到底有多少呢？他不好明说，只讲了一些具体事例。据大陆去台的专业人士（包括大学校长）们说，起码差距几十年。李戡弃台（大）投北（大），把台湾教育说得一团糟，恐其言尖锐之余难免有些许偏颇。如是像李戡所言，大陆有数千所大学，为何台湾只肯承认40几所呢？

陈老向我们介绍了他创办的“木铎学社”的“木铎”二字。铎为古时金或铜铸的响器，大的为钟，小的为铃，中间有个撞钟（铃）之器即舌，此舌即铎。铎有金、木之分，金铎撞钟，尖锐刺耳，多为紧急情况下用；木铎撞钟，润物细声，多为传道布文之用。故古时武事用金铎，文事用木铎，地方官员也常以木铎来昭示新号令。《论语》八佾篇中有一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为“上天会将孔子作为民众之导师的”。在此句之前还有一句“天下之无道也久矣”，但陈老未引）。陈老于民国八十五年创办了木铎学社，其宗旨是研究教育文化問題，推动兩岸文教交流，推动教育革新和文化传承，建立和维护师道尊严。

时值大陆的教师节。陈老送我一个光盘，光盘上刻录的是陈老作词、郭子究作曲的《教师颂》（歌曲由童声合唱，婉约动听，深情感人。回到家后，我连听了三遍仍感不过瘾。）歌词四段，我请我们的教育事业部的一位副总当场朗诵。听完之后不禁令人眼湿。歌词如下：

老师，敬爱的老师，您像辛勤的园丁，以心血灌溉民族的幼苗。粉笔灰染饰了几许白发，飘逝了多少年华。我们敬爱您，祝福您！

老师，敬爱的老师，您像深谷的幽泉，细水潺潺源源千里，涵泳无限的爱心，滋育无数的子矜。我们敬爱您，感谢您！

老师，敬爱的老师，你像默认的明灯，指引人们心灵的方向，民胞物兴的胸怀，中流砥柱的抱负。我们敬爱您，赞美您！

老师，敬爱的老师，您像醒世的木铎，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薪尽火传青出于蓝，教泽长存天地间。我们敬爱您，歌颂您！

老师，这个字眼，千百年来都是崇高的，受人尊敬的。只是我们的一场“文化革命”，彻底地革了老师的命，以致“师道尊严”荡然无存，至今，还无法完全恢复“老师”当年的名誉和历史地位。当年，海峡西岸的领袖在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在海峡东岸的领袖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不同的运动轨迹，从此大大拉开了两岸的差距。最为可怕的是，曾经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知何时还能成为人类文明的坐标？

梁启超曾经在一百多年前就呼喊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如今，我斗胆改一下：少年智，首先老师要智；少年富，首先老师要富；少年强，首先老师要强。随着钱学森、钱伟长、任继愈、季羡林等一代人杰的去世，许多人在担忧，我们这个“用欺骗取得的成功也是成功”的时代，何时还能再出“大师”？

师道尊严，有“道尊”的一面，也有“师尊”的一面。“道”有尊，才能让人仰慕而循道，如自强不息，厚道载物，为科学为真理而献身之道，为社会为民众求福祉之道，能不让人敬重？“师”有尊，才能让人尊师而感恩，如汶川大地震中范跑跑的无耻，如剽窃论文、聚众淫乱、索物索钱的“老师”“教授”，又岂能让人“尊师”？中国曾经是（曾经是！）一个崇尚“师道尊严”的国度。之所以崇尚，一是师道就是正道，老师是信仰和知识的统一体，尊重老师就是尊重信仰和知识；二是师道就是人生之道，尊重老师就是拜服于老师的人格魅力与知识素养；三是学校都是圣地，释疑解惑，传经授道，独立与自由，富有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一个不尊重老师的民族，一个不讲“师道尊严”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其实，我们何尝只需要“师道尊严”？我们同样需要“官道尊严”，需要“商道尊严”，需要“医道尊严”，需要法律尊严，我们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尊严，需要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公正、公平的人道主义的尊严。

当然，这些不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企望罢了。虽然很遥远，但，我们会与木铎学社一道，继续前行。

今天是12月12日。73年前的今天，“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在民族危难之际扭转了历史的航向，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从此为中华民族所深深铭记。7年前的今天，有某个人拄着拐杖将一家曾经辉煌的上市公司从福建带进了上海，希图在这个中国的经济首都里重振雄风，所在地的某区党政领导带着一班官员举行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欢迎“乡巴佬 ”进城。虽然这个人把许多遗憾留给了上海，但这一件小事，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当白发偷偷地爬上你的头上时，也许你情不自禁地会想：人生到底有几件事可值得回忆？人生到底能做几件值得回忆的事？前几天田佬转来一封邮件，题目叫做《四十以后一定要明白》，其中列举了“四十以后一定要明白”的诸多事项。看后，不知不觉地还真因为此文而开始在想，自己到底有哪些事情必须想明白，有哪些事情还没有想明白，有哪些事情现在就应该想明白，有哪些事情现在不明白以后必须明白。有道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老七十未到就不说它了）。结果，越想越不明白，浑浑噩噩大半生，三十勉强而立，四十有许多不解之惑，五十信天命却不知天命何在，真有点越活越糊涂之感。

人生到底有几件事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子弟们认为的人生三件事。从前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没有其他路好走，当然，这全怪以前的就业门路狭窄，哪像现在的80后、90后、00后，你叫他当官他都懒得去。为什么？禁锢太多，自由太少，这对于崇尚自由的“新新人类”的帅哥靓妹们来说，当官岂不等于受罪？不过，几千年来“士农工商”论座排位，演变成了几千年来的“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商”是最低层次的一个社会阶层，在“商”不好“商”时，当官的“独木桥”又挤满了读书人。今年的公务员考试，据说是千分之一的比例。难怪吕不韦成了胡润富豪榜上的全国第一富之后，最后还是跑去当官。但是，古人当官，是很讲究“官德”与“口碑”的，得先讲“修身、齐家”，否则，焉能“治国平天下”？遗憾的是，回头看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众多吃皇粮的官员们要真正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境界的，还真不容易，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本来就有许多看不清楚的东西，所以，历史有多长，“清官”戏也就会演多久。

毛泽东可谓是“红色中国”之父，他老人家曾经自我评说，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人物，一生只做了两件事，而且，两件事中有一件还是错的！“美国之父”华盛顿，一生大概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赢得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二是创造了美国那种当官只对民众负责、有效地避免产生野心家的土壤的政体。“美国之父”一生也不过只做了两件事，不过，他是两件事都做对了，所以，美国至今还那么强大无比。假如“红色中国之父”两件事都做对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那个讨厌的爱管闲事的美国佬说了算了。邓小平一生做了几件事呢？虽然邓小平自己没说，但我想大概也就是那么两件事：一是提着脑袋打江山，二是撑着脑袋治江山。“提着脑袋”大家都好理解，当年刘邓大军威震八方无人不知。“撑着脑袋”怎么说呢？有道是创业不易守成更难，“社会主义”这产品技术难度本来就大，再加上“有特色”的，问题就更多，何况当年他老人家还有点不幸，三起三落，命运多桀，国家被折腾得破烂不堪，百废待举，而他却不能张开手脚治理国家。面对着将要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国度，叫人如何不头疼？邓大人硬是靠着一支烟撑着脑袋想出了整治江山的四个字——“改革开放”，于是成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事。

大人物们一生也就做过那么一二件事，实在太少太少了。所以，凡夫俗子是不能去效仿他们的，咱们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柴米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医老，一开门就十二件事，岂能像他们大人物那样，吃饱了就干那么一两件事？

记得以前老家的老人常说，人一生就那么三件事：造屋、修墓、娶媳妇。这三件事，就是他们的任务——房屋造得越大越好，坟墓修得越气派越好，子孙生得越多越好。三件事完成了，他们就可以安心地见上帝了。倘若完不成，那是要被耻笑的，要被族人、后人指责的。但如今，对许多平民百姓来说，完成这三件事的难度远没有从前大了。如今，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死后统统装进一个四方形的盒子里统一放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无需看什么风水修什么大墓了，风水好坏大家共享共担。媳妇当然也不用发愁了，现在发愁的是“剩女”问题了。房子嘛，也普遍有了，甚至住的条件比城里人好得多了，“蜗居”现象如今在俺们老家，几乎是比较少发生的。不过，他们的后代，尤其是80、90后，想要在大城市里拥有那么一个一百来平米、容得下二三代同堂的房子，还真要费点吃奶的力气哩！《左传》曾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古人认为人生三件事就是“立德、立功、立言”，所以，人们将此认为是男人的“三不朽”，是人生的三大理想，我想，这理想之人生，当然也是许多80后、90后、甚至是00后的年轻人们追求的境界。但是，如今这柴米油盐酱醋衣食住行医老十二件大事，件件有压力，样样都心烦，年轻人面临的严峻而残酷的现实前所未有，房子不能没有，父母不能不孝，婚嫁不能不考虑，谈婚论嫁不能没有房子，孝敬父母也不能没有房子，闹市的房子买不起，偏远的房子又需要车子……呵呵，呵呵，房子啊房子，就这么一个房子问题，今日80后、90后乃至00后们，不给磨“烂”速“朽”就已经很不错了，哪还顾得上“三不朽”？

不过，让这些基本上是养尊处优的独生小伢仔们吃点苦，受点挫折，不见得都是坏处。吃过苦的人才真正知道人生，真正知道人生最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最近刚看完一本香港出版的书，作者叫吴鸣，“反动作家”，写的是目前一位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这位领导人当年因家父落难，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15岁时就从京城到黄土高坡当了农民，住在破窑洞里当了7年的实实在在的农民，这期间写了8次的入团申请书、10次的入党申请书，最后才因会吃苦肯干活获准入团入党，当时的那种凄苦、自卑之感简直无以言表。事后他说，刀在石上磨，人在苦中练。这一生中就是那7年的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他的锻炼最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同样背景下的还有一位在西南重镇，最近统军打黑打得起劲受到老百姓普遍拥护的高级领导，年轻时也因家父落难，17岁时，父亲被罢官关了起来，他自己也被关押坐了五年的监狱，母亲在这期间因忍受不了打击和污辱自杀身亡。17岁，正是豆蔻年华充满了理想的时期，可他却被剥夺了追求理想的权利。那五年的“劳动改造”，给他带来的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刻骨铭心终生不忘。事后他说，正是那五年的监狱生活，使他真正懂得了公正和自由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人生总得有几件事留待白发覆盖在头上的时候去慢慢地咀嚼品尝。这种咀嚼也应该是越嚼越有味道，越品越有名堂。我曾经拜读过一位叫鲍尔吉原野的写过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人生三件事》，很有意思。他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等：一是孝老，二是行善，三是健身；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怕：一是年龄，二是孤独，三是未来；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悔：一是工作，二是机遇，三是出身。实际上，人生遇到的事情何止三六九件，他是在教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人生的诸多事。他在文章的最后写下了这一句话：“上帝看重那些生于艰难、手脚并用打天下的人，从不垂青常常后悔的人。”

人生是一顿丰盛的筵席，我们为何不自己动手做一两道菜呢？可能你的手艺不好，尽管很努力地去做，但做出来的菜却难吃，但是，筵席上可能就因你的不好吃的菜而显得更为丰盛。

能说会道者，总是比不善于说话的人更容易让人获得好感，让人接受。此类事史上常见，不胜枚举。比如说纪晓岚、和绅与乾隆皇帝，关系就相当微妙。一正一邪，一忠一奸，但乾隆皇帝都视如掌中宝物，把玩得尽兴尽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说话“功能都很好，悟性高，艺术性也高，给乾隆皇帝带来了不少的乐趣。纪晓岚几次被和绅所谄差点送命，都因为纪晓岚能说会道，最后都把皇帝说得开心，逢凶化吉。说个例吧。据说一日纪晓岚主持编辑《四库全书》，时值盛夏，酷热难忍。纪晓岚便脱光官服，赤膊上阵，伏案编审。谁知纪晓岚这种有失大清体统的事被路过的和绅瞅见，于是和绅立即向乾隆皇帝报告，说纪晓岚做为一位大臣，毫无儒雅之风，有失大清大礼。乾隆帝问何事？和绅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正当纪晓岚光着身子聚精会神编审之际，突然有人禀报乾隆皇帝正向院子里走来，纪晓岚一惊，自语一声”坏了“。身为朝廷命官，在宫中坦胸露背，有失体统，轻则重责，重则杀头。但此时穿衣拜礼已经来不及了，如何是好？纪晓岚灵机一动，忙挑帘钻入书案下，挡好案帘，暂且回避。但实际上乾隆皇帝早已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并径直走到纪晓岚案桌前坐了下来，并示意惊慌失措的众人不要声张。纪晓岚在案帘之内呆了一会儿便热得喘不过气来，又听屋内无异常动静，以为乾隆帝走了，便起身撩帘，探头问道：”老头子走了没有？“本来乾隆帝看着纪晓岚如此敬业有点感动，可没想到纪晓岚这一句话顿时惹怒了乾隆，再加上和绅在一旁煽风点火说：“你看看，你看看，这成何体统，皇上成了‘老头子’，皇威岂能亵渎？”于是，乾隆拍案而起，斥道：”好你个纪晓岚！什么老头子？你竟敢叫朕为老头子！若讲不清道理，立即处死！“

纪晓岚一惊，没想到这老头子真在这。但他反应迅速，从容答道：”皇上息怒，容臣详禀：皇帝称万岁，岂不为‘老’？皇帝乃万民之首，岂不为‘头’？皇帝乃真龙天子，岂不为‘子’？‘老头子’乃隐语尊称也。”乾隆听罢，转怒为喜，哈哈大笑：“好你个纪晓岚果然能言善辩，苏秦张仪所不及也！”于是赦免了纪晓岚。

当然，乾隆皇帝也是读过经书懂得文墨之帝王，绝不会因此小事而不辨大小轻重诛杀一个重臣的。但纪晓岚敏思善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然的话，一顿斥责也是难免的，甚至被乾隆皇帝一怒之下扣发年薪或年终奖金的，让纪晓岚喝西北风也不是不可能的。看来好人嘴巴也不能只当摆设，也得懂得善言，否则就很难过。

纪晓岚以其机巧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而比纪晓岚早生了一千多年的李斯，则是以其智慧为自己赢得发展的空间。

李斯早先不过一介布衣而已，后来能够成为秦皇赢政的私人顾问，并最后取代吕不韦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位赫赫的大丞相。李斯的发迹，当然是与其才智过人有关，但如果离开了一位大师的培养，也是一事无成的。李斯之高师何许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春秋诸子之一、大法家——荀子。荀子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弟子中看上李斯并加以精心培养，说起来也是因为李斯会说话。荀子开始并不是很看好李斯这野村夫的，甚至还把李斯当作智力不足者贬到“非重点班”里。只是荀子在一次上大课时，才彻底改变了对李斯的看法。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荀子的弟子聚集一堂。以前古人讲学布道，多为书院，不像如今大学里设备完善功能现代化的大教室。话说那天弟子们早把书院里的每个角落会响的东西比如鸟啊虫啊等等，全都驱逐出境，以保持绝对的安静，让大师之言声如铜钟响彻心扉。荀教授来了，开讲：“人之初，性本恶。”话音刚落，突然有人喊道：“人之初，性本善。”荀教授扫了一眼，见是李斯，不理，又道：“先有鸡……”那厮接道：“先有蛋。”荀教授又看了一眼，又不理，又道：“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那厮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不及蓝；冰，水为之，而温不如水。”大师又道：“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那厮接道：“登高而招，臂若加长也，而见者更远；顺风而呼，声若加疾也，而闻者更彰。”

荀教授无言以对，课堂静如一潭死水，弟子们全把目光盯着荀子和李斯二人身上，连树上飞来的小鸟也呆呆地站在树叉上，一声不吭地看着荀教授如何处置这个胆敢向权威挑战的刁顽学生。换成一般师长，对破坏课堂秩序的学生，惩罚是肯定的，何况当年绝对是讲“师道尊严”的。但荀子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胸襟宽阔。他打量了李斯，觉得李斯方才所言并非无理，而且比一般弟子更有见地。于是，课后教授找李斯，师生一番高谈阔论之后，荀子认为“法子”可教（法家之弟子，据说后被董仲舒改为成语“儒子可教”），决定要培养李斯，悉心教化，让其成为栋梁之材。后来如大家所料，李斯在荀子的精心培育下，其文、经、术、谋、论是荀子千人弟子中，除了韩非子之外，无人可及的。后来，韩非子专心做学问去了，李斯则从政，成为赢政的左股右肱。

以上如果算是岛主胡扯的话，可有一位网友说过这么个故事，则很是给人以启迪的，讲的是古希腊大智者、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教他的学生该怎么说话的事。

有一次，苏格拉底的一位门生匆匆忙忙地跑来找苏格拉底，边喘气边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件事你绝对想象不到的……”“等一下！”苏格拉底毫不留情地制止他：“你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过滤过了吗？”

他的学生察觉情况不妙，不解地摇了摇头。苏格拉底继续说： “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时，至少应该用三个筛子过滤一遍！第一个筛子叫做真实，你要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我是从街上听来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就应该用你的第二个筛子去检查，如果不是真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你要告诉我的事是善意的吗？”“不，正好相反。”他的学生羞愧地低下头来。

苏格拉底不厌烦地继续说：“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检查看看，你这么急着要告诉我的事，是重要的吗？”“并不是很重要……”苏格拉底打断了他的话：“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又不是出自善意，更不知道它是真是假的，你又何必说呢？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两个人的困扰罢了。”苏格拉底说：“不要听信搬弄是非的人或诽谤者的话，因为他不会是出自善意告诉你的，他既会揭发别人的隐私，当然会同样地对待你。”

说话，反应一个人的智慧，苏格拉底制定的说话前的三个“筛子”， 是一个人该怎么话说的最高准则，坚守这个规矩肯定会让你一生受用无穷。

胡一虎的父亲就很注重苏格拉底的“筛子说”的应用，他老人家曾经给过胡一虎的一段醒世箴言，很值得回味，是“筛子说”的现代版。这个故事曾见《福州晚报》的一角刊登过。胡一虎是香港凤凰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2005年胡一虎负责主持《凤凰全球连线》节目，他费尽心机，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应胡锦涛主席之邀访问大陆之前，约好了专访宋主席。可就在离直播节目开始仅余一个小时之际，宋主席临时有要事，无法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胡一虎措手不及十分焦急。因为他已经不可置疑地保证，“肯定能采访到宋楚瑜”。而且直播节目预先已经预告。他急中生智，退而求其次，迅速与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取得了联系，请其代替宋接受采访。虽然这次专访得到了补救，但胡一虎的父亲听说这件事之后，却非常正式地给儿子写了一信。信中写到：“你的自信心太强，受访问人还未满口答应接受采访，你先行预告，致临时变卦，害得你无法下台，到处乱跑。为今之鉴，不打无把握的预告，不做不确定之事，有一分把握说一分话，只顾一时高兴而不顾后果。”胡的父亲还在信的背后特意附注了一段“话该怎么说”的“醒世箴言”：

大事——清楚地说；
小事——幽默地说；
急事——慢慢地说；
别人的事——小心地说；
开心的事——看场合说；
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
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
没有发生的事——不要胡说；
做不到的事——别乱说；
伤害人的事——不能说；
现在的事——小心地说；
未来的事——未来再说；
自己的事——静听自己的心怎么说。

有一个叫郑丹瑞的人给《经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也把”话该怎么说“这个问题引申到与人如何相处，对已如何修养，最后几句话说得很让人受益。这也足以说明“说话”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严重性”，在此引录，留己常鉴： 

知人不必言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口德与己。
责人不必苛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肚量与己。
才能不必傲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内涵与己。
锋芒不必露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深敛与己。
有功不必邀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谦让与己。
得理不必抢尽，留三分余地与人，留些宽和与己。

10月31日晚《新闻联播》播送中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几个朋友正在饭桌上高谈阔论，由此话题转入钱公。曾看过一文，说是如果钱学森再补一个“道歉”就更为伟大——在当年那个“大跃进”年代，神州大地到处“放卫星”。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毛泽东主席，对这种“放卫星”现象开始时也表示怀疑，为此请教了钱学森说一亩田的产量到底可以有多少。钱学森从科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万斤粮是有可能的。于是，有著名科学家提供的理论依据，令毛泽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的“人祸”横流，饿殍遍野，那时期因饥饿而死去的人数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死亡人数。这段历史是否真实，依我之力，无从考证。但我以为，即使有这么一回事，过也不在钱学森。从科学的角度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无非是时间性问题。中国的“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仅以杂交水稻的研究成果就解决了亿万人的吃饭问题，现在，他老人家也正在做着亩产达万斤的“梦”。民以食为天，这是普天下农民的“梦”啊！可袁隆平的梦并不是建立在一个浪漫的情怀之上。我觉得历史即便有那么一回事，科学家也无过，起码无大过，有过的是决策者。钱学森无须道歉。

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之父，吾辈之楷模。是他以及象他一样的科学家们，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挺起了脊梁。遗憾的是，阴差阳错，那个特殊的年代，断了多少人的科学家之梦。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以致如今的中国，科学家太少，政治家太多，实业家太少，投机家太多。这位科学巨匠在弥留之际感叹如今科学界领军人物太少，其担忧不明而喻，只是科学家的表达方式比俺小的有艺术的多。

巨人已逝，精神永存，学作一首《西江月》，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西江月/纪念钱学森

 仰止航天之父，

情殇古老民族。

虎狼因你敬中国，

从此眉飞气吐。

儒冠江山不误，

人生不朽经书。

国之利器是大师，

无愧仰俯今古！

胡雪岩故居中的“芝园”一角

前不久到义乌考察，路过杭州，出于对建筑艺术的爱好，决心多看看这个由江南园林特色构筑起来的“人间天堂”。但还是因为行色匆匆，结果只看了两个近代名人的居所，一是林彪别墅，一是胡雪岩故居。前者因建于1970年，那个年代谈不上有什么建筑艺术，现在看这位“元帅府”甚至不如如今岛主老家一般乡民的别墅，且政治色彩太浓，看后索然无味。倒是后者，这个当年被称之为“中国第一豪宅”的胡雪岩故居，雕梁画栋，精美至极，骄奢淫糜，一览无遗。尤其是撑起了“中国第一豪宅”门面的那些木料，一进门就让人感受到珍贵和气势。据说这个“红顶商人”豪宅的用木，是来自慈禧太后准备重建颐和园所用的木材。老佛爷给胡雪岩的“黄马褂”二品官职，那种官帽，只要把老佛爷弄得心情舒畅，还是可以批发得到的，反正今天一句话给你明天也可以一句话把你拿下（胡雪岩的最后命运证明了如此）。可老佛爷用于自己最心爱的行宫的珍贵树木，一被拿走，就不一定那么好完璧归赵了。我有点不解，这么珍贵的东西，它又是怎么到了一个商人的手上呢？不过，话说回来，整个江山这个女人都可以丢弃，就这点儿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胡雪岩能把建颐和园的贵木用于自己的豪宅，其本事由此可见一斑。

胡雪岩故居还有一件令人费解的地方。这个豪宅占地十余亩，整个布局四四方方的一个长方形，偏偏在西北角独缺了一角。有风水师说胡雪岩最后的败落，与这个缺角不无关系，居屋大局的西北角可是主财的，所以，风水师往往让人们在居屋大厅的西北角放置金属物品。据说当年建这个豪宅，胡雪岩就请了京城的风水大师看过。不解的是，这种布局上的缺憾，难道是风水大师的水平不行蒙了胡雪岩？还是胡雪岩在哪个地方不慎得罪了这位风水大师，让风水大师下了套？依胡雪岩的精明，估计不会失策于此吧？若不是，又是因何故的呢？

名人总是有许多事情很奇巧。

胡雪岩发迹，有点奇巧，完全与福建人有关。这一点，让做为福建人的我特别感到自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胡雪岩发迹前期靠的是王有龄。王是福州人，家就住在“三坊七巷”，一个忠良之后。其父当过小官，一生可让王有龄继承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把“万民伞”，一把由当地百姓联名签署赠送的大雨伞，官虽不大，口碑甚好。王有龄在落魄之际，得胡雪岩资助走上仕途，就是带着这么一把“万民伞”踏上征程的。王有龄最后也很壮烈，因抗击太平流寇死守杭州城而精忠报国以身殉职。胡雪岩发迹的后期是靠着左宗棠的，包括胡雪岩的“红顶商人”的官帽，慈禧太后给胡雪岩办银行提供的优惠政策，让胡雪岩“资本金率”远超过了如今央行周小川的苛规，助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走向鼎盛。这些，没有左宗棠的支持是不行的。而左宗棠当年在福建当过官，办过洋务，还招了福州籍人为婿，所以，左宗棠也可以算是“福建人”。在胡雪岩的成群妻妾中，有一个也是福建人。众所周知，胡雪岩纳妾，“功利性”很强，“食色性”质很少，那些小妾都是胡雪岩商场上需要的得力助手和贴身亲信，只不过是胡雪岩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来为他的商贾帝业服务。所以，胡雪岩能够功垂一方，名噪天下，福建人是有功的。

橼雕 

 砖雕

 石雕

胡雪岩之败，说来也巧，与他的生肖有关。这似乎有点玄乎。怎么说呢？因为，决定着胡雪岩生死命运的两个重要人物——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胡雪岩一样，生肖都属羊。羊群本是最为团结的，但这个特殊的“羊群”却不一般，就是走不到一块，互相算计，斗得你死我活。“成也肖何败也肖何”者，当属慈禧太后这只“母羊”也。你看，当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之类的官委给胡雪岩，把金融业的特殊经营权授给胡雪岩，都是这个“母羊”做的事，可最后致胡雪岩死罪的也是这个“母羊”。当然，“母羊”变脸，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胡雪岩来说，是一只混进了革命队伍中的“披着羊皮的狼”。这只“羊”与左宗棠貌合神离，处心积虑地要倒左。但怎么倒左呢？当年除了曾国藩外，朝廷上下可是没有一个功劳比得上左大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左公甚至功盖曾公。试想，如果没有左宗棠，“东突分子”早就把占中国领土六分之一的大能源基地新疆给分裂出去了！对这一点，慈禧太后还是心中有数的。再加上左大人为人耿直，敢于揭短，一般人是不敢碰也扳不倒他的。李鸿章不愧是个大政治家大阴谋家，他发现左氏远征新疆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胡雪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的。于是，李以为，倒左必先倒胡，只要找出胡雪岩有负于老佛爷恩惠的岔子，你左宗棠有口也说不清，有功也盖不住。胡雪岩一旦有事，你左宗棠还能脱得了干系？而让人不解的是，这个胡雪岩闯荡江湖多年，也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李鸿章这座大菩萨他却是从来没有去礼拜过。晚清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胡雪岩竟然视而不见，最后，命运可想而知了。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胡雪岩这三只“羊”凑在一起，未必可以“开泰”，只要其中有一只变成了“狼”，最弱的一只“羊”命运注定悲惨。从这个“羊群”结构中看，胡雪岩无疑是最弱的一只，毕竟他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一个已经腐烂透顶的国家。所以，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还是“狼性”不足，对“披着羊皮的狼”失去应有的警惕，当别的“羊”变成“狼”时，他却没有把自己也变成“狼”，否则，依据他当时的实力和靠山（据说李莲英也受过胡雪岩的恩惠，但胡在关键时候也没有找过这个大太监），又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陷入灭顶之灾呢？

胡雪岩还有一个令人不解的地方。胡雪岩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很多，“胡庆余堂”便是其中之一。“胡庆余堂”是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悬壶济世、爱国爱人的象征，至今香火仍旺，前几年抗“非典”时仍为国家做过不小的贡献。“胡庆余堂”原名并不是这个，而是叫“余庆堂”，取名于《易经》中的一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母亲不同意，说是“余庆”二字曾为大奸臣秦桧用过。杭州西湖边上有个岳王庙，是纪念岳飞鞭挞秦桧的。其实，公道点说，秦桧也并非一无是处，秦桧之书法便相当杰出。但杭州百姓爱憎分明，秦桧因谋害忠臣万人所唾，令他的书法也蒙羞。胡雪岩虽然听从了母亲的劝告，将“余庆堂”改为“庆余堂”，但“庆余堂”三个字，却依然采用秦书。据说胡雪岩建这个“胡庆余堂”可是比建自己的豪宅还要用心，可偏偏他就不注意这一小节。历史上也并非只有秦桧的书法就好，真不知道胡老板当年是怎么想的，是非不分，晦气难免。杭州人民对“胡庆余堂”赞不绝口，但那三字秦书，就像一只苍蝇趴在一桌美餐上，让杭州人民在感情上至今都难以接受。

胡南岩故居有一段文字介绍，对胡雪岩的一生总结得很经典，我一字不漏地抄录了下来：

胡雪岩，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既发迹于此，也败落于此。这个终清一代唯一“穿黄马褂”的“红顶商人”，虽然也有着唯利是图的商人本质，但其在商场中秉承的“诚信”、“戒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经营理念依然是当代商界的金科玉律。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先锋，胡雪岩精彩而又富有传奇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进程，他凭借其与生俱来的天赋、敏锐的触角、敢为天下先的魄力，积极应对当时国内的时代变革及国外资本大量入侵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与外国资本对垒及其抗击外国侵略时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也依然值得后人推崇。以史为鉴，胡雪岩从发迹、鼎盛、到败落的人生经验，到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给人以启迪。

同治帝御匾

从胡雪岩故居，可以看到胡雪岩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一生，波澜壮阔、传奇的一生。尽管其结局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任何一种悲剧都是人性的真善美的产物。从胡雪岩故居走出来时，杭州城里已经华灯初上，突然间我悟道，中国的官场道德，顶多只能影响中国的未来。而中国商人的道德，则是可以决定中国的未来。许多高官都到过胡雪岩的故居观瞻并留下墨宝，在我看来，唯有朱容基总理的题词，值得我们时时地久久地回味：

胡雪岩故居 见雕梁砖刻 重楼叠嶂 极江南园林之妙 尽吴越文化之巧 富埒王侯 财倾半壁 古云富不过三代 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 竟不过十载 骄奢淫靡 忘乎所以 有以致之 可不戒乎   朱镕基  二00二年五月  偕夫人及爱女于胡雪岩故居

 朱容基总理题词

 

一年年

花开花落

冬去春来

草木又蓬勃

一页页

历史翻过

前浪远去

后浪更磅礴

一座座

火山爆发

天崩地裂

君王美梦破

一顶顶

皇冠落地

斗转星移

世事有新说

一滴滴

水滴石穿

粉身碎骨

志向永不舍

一曲曲

浩荡长歌

起伏回响

悲壮动心魄

一代代

仁人志士

救国救民

上下求索

一辈辈

英雄好汉

前赴后继

热血染山河

风吹过

雨打过

铁蹄践踏过

火烧过

刀砍过

列强分割过

抚摸着伤痕昂起头

吞咽下屈辱心如火

走过长夜

走过坎坷

走进曙色

如今流行歌不少而好歌不多，故很少有被哪一首歌激动过。听到彭丽缓演唱的这首《曙色》，激动了。

田佬到机场接儿子，一个人晾在家里，趁闲，看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曙色》，是《复兴之路》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京戏京腔，婉约坚忍，一腔悲情，波澜壮阔，豪迈激越。经彭丽缓一唱，百年历史沧桑，直抒胸臆；先辈执着信念，尽染曲中。

《曙色》是《走向共和》的主题歌。《复兴之路》把《曙色》选给选上了。当年一位朋友“隆重”推荐让我看看《走向共和》，拿到片子后便通宵达旦地看，直看得激情澎湃，直看得恨自己生不逢时，没能跟着中山先生闹共和。中国总是这么不幸，要是中山先生能够活到1945年，要是中山先生能够活得更长一点时间，那么，中国可能将是另一种景象了，就有可能真正实现“共和”，与老美平分秋色了，也可以依靠实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了。后来听说这部片子被禁，为之扼腕长叹！一整个中国都可以打下来，为什么还要去惧怕一部电影或一本书甚至一首歌？今晚，再听这首由彭丽缓演唱的《曙色》，大气恢弘，力透心间，让人有点“走进曙色”之感。

昨日中午，到左海别墅与RJ畅谈几小时，两个半路出家的“生意人”，经常是这样，不谈生意，却聊历史。虽然他是个大资本家，我顶多算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们对历史都有兴致，而且有许多观点是一致的。我们都以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非孙中山先生莫属（“海风”说的没错，我曾经说过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是我最崇敬的伟大女性。由此爱乌及屋，饰演宋庆龄的演员我也喜欢，不论她是许晴赵晴还是张晴）。中山先生的追求平等、自由与博爱的“共和精神”和“共和模式”，我想，真理是不会过时的，它依然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常不理解，历史上已经证明了的、老外也经百年实践已经证明的成功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怎么往往就不愿意借鉴甚至为之感到恐惧呢？不是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有一位老外——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李约瑟也同样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于西方，但现代科学却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中国？

明天是共和国的六十华诞。今天上午到医院体检，路上司机问：“老年人”应该从几岁算起？我答：六十，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就是人进入“老年”的标志。司机又问：国家有没有青年壮年老年之分？我，无语。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从理论上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际，便是“国家”消亡之时。共产党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国家”，实现“世界大同”（“世界大同”是中国式的表达方式，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问题，连还算有一丁点“理论素养”的我都无法说服自己，一个司机能听得明白吗？不过，有一句老话：“创业难守业更难”，这恐怕没人不懂。一个国家，往往不是被别人消灭的，相反，往往是被自己毁灭的。

“国家”可以属于人民，也可以属于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它可以永葆青春，也可以老朽以终。但我心中的“祖国”，将永远年轻。借共和国生日之际，我也想与大家一样，向我们的祖国道一声：您好，亲爱的祖国！

前些天又到了趟厦门。莫拉克刚过，福州城里烈日当头，酷暑难耐，名符其实的一座火炉。到了厦门，毕竟离海近些，虽然也是热气腾腾，但轻轻吹拂的海风，还是多少令人感到有所惬意的，尤其是在那月明星稀、渔火飘荡的夜晚漫步在那环岛路上的时候。

每次到厦门，都想游泳，都想着走进大海，走进那蓝色的大海，以让湛蓝的海水洗刷去一身的疲惫和烦恼。忽然明白为什么一代伟人毛泽东那么喜欢游泳，并且能够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游泳，是一种健身手段，也是一种生死游戏。在水里游泳，实际上就是生与死的搏奕，你不奋力挣扎让身子漂浮起来，你就可能因为那重要的一口气接不上而丧失了生的希望。在这种生死搏奕的游戏中，你必须全神贯注地去争那不致于把你淹没的一口气。此情此境下，决定生死的就是那一口气。为了这一口气，却要用上此生的全部力量。为了这一口气，他需要抛弃一切烦恼，需要淡化一切恩怨，需要忘却一切伤痛，拼命挣扎，否则，假如你还惦记着凡尘的一切不快，你就有可能马上陷入灭顶之灾。

以前本岛主好像说过，厦门就是个梦工厂。在厦门的几天，每天都好像梦特别多，完整的、支离破碎的、似乎曾经经历过的，还有尚未证实过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老家有个梦山叫石竹山，外婆说过那地方的梦很真。她老人家曾经证实过一件事。后来好多人都加以证实，把那个地方说的神乎其神，最近竟然还扯上一个“梦文化”——附庸风雅。可我到那个地方多次，一个梦都没有做成。倒是厦门这地方，屡屡有梦，而且梦境如真。每次将有待于证实的梦境发给田佬，遭到的多是讥讽。这次讥讽更甚，短信写着：“你到底知道多少国情案情人情爱情？”——天啦，我没把梦说真，有人却把梦当真！自讨没趣，故还有许多美梦恶梦如好莱坞大片的梦更精彩的梦统统不说了。但不管怎样，舀不干的海峡水，还是照样会让我生了许多梦，生出许多联想。

所有的梦都是现实的折射。从厦门的海，想到曾经有部畅销书叫《蓝海战略》，外国人写的。这部书的作者把市场分为“红海”与“蓝海”。“红海”是指竞争激烈的市场，“蓝海”是指相对没有竞争的市场（准确地说，不是没有竞争，而是通过差异化手段进行某种创新而获得的新的市场领域）。也可以这么理解，“红海”就是浅海，“蓝海”就是深海。海越到深处，越显得蓝得迷人。但是，越到深海，能够涉足、敢于涉足的人越少。深海有许多宝贝，但这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有普京那种胆量，敢潜到几千米深处探取可燃冰。

“蓝海战略”的思维方式，提倡的是创造需求，创造市场，依靠创新，超越竞争。尤其对于一个从事高科技企业来说，这不乏是一种可借鉴的思维。以前所在的企业老板要我琢磨个企业的经营理念给他，我绞尽脑汁想出了四句话：“追求特色，超越竞争，双赢正和，兼善天下”。很多人问我，其他三句都好理解，就是这个“超越竞争”不好理解。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出处就是根据《蓝海战略》提供的思维方式来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竞争的市场几乎没有，深海再深，总有勇敢者先行。只不过是，在那海的深处，除了胆量之外，还需要你具备胜人一筹的技术和智慧。

最近，在帮助一个科技公司策划一个现代交通物流方案中发现，荷兰，这个只有4.15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却是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鲜花贸易在顺差中的权重高达20%。世界上的60%的鲜花交易是通过荷兰完成的，每年有超过40亿束的鲜花是经由荷兰的一个叫做“奥什米尔鲜花拍卖中心”交到终端消费者手中的。也就是说，这个拍卖中心每天平均交易的鲜花达1000多万束，每天平均交易量达到4万次，每分钟需要交易至少25次以上。正是因为如此快速的物流速度，荷兰的鲜花每天都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需要荷兰鲜花的地方。那么，伟大的荷兰人到底是怎么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物流体系呢？——这就是荷兰人敢于把深海当做游泳池的智慧和胆量，他们就像在深海里取到了可燃冰一样，把一束束普通的鲜花变成了价格不菲的礼物，让郁金香之国的花卉芬香在全世界流淌，也让荷兰的花农们富得冒油！假如海西经济区乃到全国许多地区的高优农产品也能有这种现代化物流体系与之配套为之服务，咱们的许多农民弟兄们还需要到城市里去饱受那居无定所、子无定教、老无所养、情无所托、餐风宿露、颠沛流离的生活吗？

超越竞争，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是一种智慧的竞争，一种高效率的竞争，一种超越自我的竞争，一种赢得竞争的竞争。

我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这位记者先生懂不懂得这段历史。在当今“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盛行的年代里，作为党的“喉舌”，讲理想讲信念有其必要。但宣传那种特殊时代下的“信念”，又觉得未免有点滑稽。

中国的五十年代初期，人们那种的真诚和纯朴，那种无私忘我的精神境界和没有功利性的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今天看来已经不多见，明天也很难再有。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们，经常会怀念起当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纯朴、简单和友善，怀念那个时代的世风、政风、家风和人心。本岛主虽未经历，但从父辈那里和故纸堆里读懂那段历史之后，打心底里无限崇仰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其实，现在看来，那个有“信念”的辉煌时代，不过是一种新制度带来的短暂光芒而已，就如同久阴的天气突然有一阵子朝阳喷薄而出一样。我们的共和国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里，它到底经历了什么？似乎人们都比较健忘。曾经听家乡的老一辈说过，1958年大炼钢，许多地方把大树都砍了，山头成了“光头”，几十年都长不出草，许多人把家里带铁的东西都砸了去炼铁，甚至把自家院子里祖宗手上栽的龙眼树都砍了炼钢。结果，炼出来的可能是英雄们的万丈豪情，也可能是坚不可摧、一往无前的力量，但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我们勇敢的先驱者炼出来的是一堆堆的废铁。在那一堆堆废铁边上，也倒下一批批血肉之躯。

那种无视自然界的规律、无视科学的“信念”，能够持久吗？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之上的“信念”，随着“大跃进”的失败，随着庐山反右倾，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信念”，这个伟大的字眼，也一步步变得暗淡无光。人们好像一夜之间突然发现，原来那么神圣的东西，变得那么渺小；原来那么真诚的东西，变得那么虚伪；原来那么美好的东西，变得那么丑恶；原来可以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信念”，却被权贵们玩弄得象个妓女。滋养了几千年华夏儿女的传统道德标准被否定了，充满着理想光辉的“主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又显得那么弱不禁风，公平和正义丢失了，整个社会迷失了价值座标，只有金钱和权力成了最高的价值标准。

今年是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在我们浩浩然然的六十年里，我们到底吃过多少愚昧和无知的亏？“‘全民大炼钢铁’炼出的是信念”这句话，也表明了，我们的民族是不是真的很健忘？这种“健忘症”是不是真的很难治？“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直接导致了之后几年被刘少奇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困难时期。本岛主曾经看过一个未经权威部门认可的资料——从1958年到1962年，在中国，饿死的人数有3600多万，这可是汶川地震的死难人数多少倍呢？！这是一场没有战争状态下的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死亡，因此，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过这么一句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但时到今日，刘主席说的要“上书”的这段历史“上书”了没有？这段历史的发生与那种无知愚昧的“信念”到底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这位说要“上书”的领袖人物，最终也无法躲避“非正常死亡”。从“五四”以来国人一直吁请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先生”究竟过得好不好？似乎没有人说过，起码没有很认真地说过。列强们造成的国耻，念念不忘。而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国耻，却无法正视。所以，国人健忘。所以，还有人把愚昧无知当做是一种“信念”来宣扬！

理想主义永远是光芒四射的，但它不是太阳。真正的太阳，是理性主义。

“七五”之后，与朋友们到新疆一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新疆上不了网，收发不了短信。本来可以用网络和短信解决的东西，却都要通过长话来说，不便捷且花钱。此时此境，才感到，生活一旦离开了网络，离开了手机短信，这个世界将少了多少趣味。

新疆，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物产丰富的地方，陆域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6，石油、天然气和煤以及许多有色金属，其储量都占有极大的份额，多数都在三成以上。因日照时间长，温差大，经济作物特别旺盛，新疆素有“瓜果之乡”之美称。岛主最喜爱的瓜果哈密瓜，在疆几天，才算是品尝到了真正的“哈密瓜”。那才叫哈密瓜啦，甜蜜得沁人心脾，几次本岛主早晨都不吃饭，专食哈密瓜。吃了新疆哈密瓜，归来从此不吃瓜了。据说这个“哈密瓜”原本不叫“哈密瓜”，是当年康熙皇帝手下一位执掌哈密地区党政军大权的官员试种出来的。后来他把这种瓜当作贡品请康老爷子品尝，大帝问瓜名，无人回答得清楚，只知产自新疆哈密。康熙帝吃得痛快，连说数声好吃，吃得肚圆腹胀瓜溢喉口后便顺口说“那就叫哈密瓜吧”。金口御言，“哈密瓜”便由此得了正名。令岛主没想到的是，康熙大帝的胃口竟然与本岛主如此一致！哈哈，看来康熙大帝也是一个爱吃甜食不爱吃苦的家伙。

因为“七五”事件刚过去不久，在疆期间，就免不了听说了许多关于“七五”事件的事。这件事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从百姓的心中抹去。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到处可见巡逻的军警和军车。在一些重要公众场所如机场、车站等，军警们都是如临大敌，荷枪实弹的。乌市的大商场都要到中午11点才开门，但还是没有什么人流，一点喧哗的景象都没有。许多小商场门还是紧闭的。街道上还比较冷清。一天，岛主不听警告，“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上街瞎逛，也不问种族性别，钻进一辆停靠在街边改装过的公共汽车的擦皮鞋连锁店，一问几个擦鞋小生，才知道以往这个时候他们一天每个人都可以赚到百来元，如今他们也将面临失业了。他们所处的地点，正是当时暴乱的主要地点之一。问他们不怕暴乱再来？小年青人说，要吃饭啊。而且，我还是他们当天的第一个客人。擦一双鞋子一元钱，我正好有零顺手给了十元，后面追着说找钱，只装着没听见匆匆离去。可怜的小孩。乌市的一些维族聚集的地方，还是少有人去的。新疆的电视新闻几乎是两大类，维稳和投资商的活动，天天如此。当然，天下不太平，也真难为了记者们。据说那些凶手杀人放火的恶行比日本鬼子还要残忍百倍，“七五”中打汉人时专打后脑勺，见一个打一个，连小孩老人都不放过，致人死地而后快。至今躺在医院没死的，基本都是脑残者。看来“有组织有预谋”并不是凭空捏造的。一位领导介绍，有一孕妇，被暴徒打倒在地后暴徒们还站在孕妇的肚子上猛踩……听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真想不通，“真主”的信徒们怎么如此没有人性？！

新疆地大物博，但也是个多事之疆，民族间的磨擦经常出现。这种矛盾本身就来自于这个有着多个“上帝”的世界里。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地底下几乎都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人们要想过上好日子，地底下那些宝贝是缺不了的。信“真主”的多为天性懒惰，性急好斗，又不乐善好施，守着地底下的宝贝，宁愿烂透，也不与人分享，其价值观缺乏“普世”意义，所以，“真主”与耶稣、孔子、毛泽东等诸神都说不到一块。于是，矛盾迭起，纷争不断。这种本是神类的纷争和矛盾，通过神创造的“文化”这种特殊媒介，也带给了人类。真是不幸！1962年，伊斯兰教的“真主”与东正教的“真主”联手，委派了当年的苏联克格勃，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了几年的策反活动，最终导致了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伊犁四个地区的20多个县近七万人（其中还有两个是毛泽东亲自授予“少将”军衔的维族将军），集体逃往苏联，其中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 。那个时候，敌对势力能够策反成功，主要还是中国人自己的“神”犯了严重错误，让麾下的臣民受尽了苦，给了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当年毛泽东这位现代大神，扛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昂首前进，却忘记了“民以食为天”的基本原理，浪漫到把他的臣民都当作了与他一样可以不吃饭不吃红烧肉的“神”——“六亿神州尽舜尧”，饿得女人孩子都往别人家里逃。其实，“真主”与“毛泽东”一向友好，此时发生了矛盾，尽管有坏人从中兴风作浪，但归根结蒂，终极的原因还是自己造成的。

“党内民主”，是个“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课题。自1959年彭大将军倒在庐山会议上开始，这个宝贝就荡然无存了，至今整整50年过去了，剪不断，理还乱，小小百姓们也拎不清，还是让政治家们去专心研究吧，我们还是来研究研究温总理的沿海发展战略新布局。这也许对下一步怎么赚钱，赚什么钱有着直接的意义。本岛主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揣摩着沿海地区新的发展动向，比较了中央对各个区域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这么一琢磨，这看似一只海马形的中国沿海地区，还真的有点意思。可以肯定地说，蓝色的海洋，将再一次浸润中国经济，为此，本岛主暂且把它称之为“蓝色战略”。

七个沿海经济区，国土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亿，经济总量却约占全国的75%。目前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群、最发达的产业群、最发达的头脑，几乎都集中在这个狭长的地带上。不过，如果这个“蓝色战略”将孤岛海南也给捎带上，可能更为完美。

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谁把炮舰开进黄浦江，谁就能控制上海。说这话的就是著名学者费正清，是1946年他离开中国时说的。还有一个人，比这位历史学家说的更有气势，他说：谁控制了三都澳，谁就控制了太平洋！说这话的，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名字暂时记不起来），他是在上个世纪初带着他的舰队来到中国时说的。从上表可以看出，七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8周年之际，我们这个已经执政了60年的党，从南到北完成了对沿海地区新的部署，中国经济的“万里长城”，依然离不开海洋的浸润。

沿海，是经济高速成长地带。30年前，改革开放选在这一地带作为突破口，成绩斐然，令世人瞩目。30年后的今天，在全球经济风声鹤唳之际，中国又选中这一地带作为突出重围摆脱困境的突破口，无疑是意义非凡，令人长思的。

“蓝色战略”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