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国学前教育的资源稀缺和现实需求之间的鸿沟，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后在内的中国朋友经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儿园特别困难，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报名，排队一两年才能确保孩子进到“勉强能接受”的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尤其是好的公办幼儿园自不必说，没有特殊关系和渠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入园。就算民办幼儿园，门槛也挺高，学费相当贵。前几天，我与北京的资深幼儿教育人士深聊，了解到北京民办幼儿园的月学费至少1000元，而且几乎没有上限，2000、3000、5000……入园时还需要交至少一万元赞助费。我问，“月薪加起来一万元的夫妻敢为孩子的幼儿教育付多少钱？”专家回答说，“他们迫切需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宁愿付出一半以上的薪水。”

对于那些在大城市“蜗居”的年轻夫妻来说，贵绝不是个问题，无论多贵，都要想方设法把孩子“扔”出去。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很少有夫妻能光靠男人的经济实力养活家庭，也很少有女性能够接受传统日本女性似的“家庭主妇”角色，父母灌输的传统价值观一般又不允许子女不要孩子。年轻夫妻明明知道在城市生活、养育孩子是一大困难，却无法回避这一两难的困局，剩下唯一可取的选择就是尽早把孩子“托”给幼儿园。

除了中国大城市严重缺乏学前教育资源的“量”之外，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其“质”。我听到过一种说法：“中国的幼儿园教小学的课程，小学教中学的课程，中学教大学的课程，大学重新学习幼儿园的东西。比如，对人讲礼貌，诚实，守信…”在我看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很成功的。中国的中学生知识面很广，思辨能力超强，外语运用能力令人惊讶，还具有国际视野，进入大学之前，该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基本都满足了。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探索中，不算成功，许多学生带着基础教育阶段的姿态面对大学生活，或过早地接触社会，比如大一就开始找实习，搜索就业信息等，不好好享受人生中唯一自由自在的青春时光。

已经开始走向社会的我的同龄人———80后正在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天天在媒体上饱受争议。不少在华日本企业的老板曾向我表述同样的困惑：“年轻员工学习能力强，迅速明白原理，但缺乏礼仪和诚信，不懂怎么对待上司和客户，心态混乱，非常功利。”

浮躁、迷茫、功利、抑郁…所谓“80后问题”，其根本原因几乎都归结于如何做人，而不在于如何做事。而做人的素质和修养只能在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可今天中国的学前教育跟基础教育没什么两样，教师和家长都急于向孩子灌输知识，书法、外语、钢琴、数学…急功近利，觉得学东西越早越好，试图让自己的孩子提前完备所有知识面，并把它视为“成功”的唯一途径。

增加幼儿园是当务之急，但若不改变学前教育的现状，形势将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中国不妨参照日本经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无疑受益于教育，尤其是幼儿教育。日本孩子在3—6岁几乎都在上幼儿园。老师在实践中教的无非三项：一，如何与同学相处；二，如何礼貌对待长辈；三，如何靠自己解决问题。▲

亲爱的2010届毕业生同学们：

　　你们好！

　　首先，为你们完成学业并即将踏上新的征途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同学们，在华中科技大学的这几年里，你们一定有很多珍贵的记忆！

　　你们真幸运，国家的盛世如此集中相伴在你们大学的记忆中。08奥运留下的记忆，不仅是金牌数的第一，不仅是开幕式的华丽，更是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民族向心力的显示；六十年大庆留下的记忆，不仅是领袖的挥手，不仅是自主研制的先进武器，不仅是女兵的微笑，不仅是队伍的威武整齐，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旗帜的威力；世博会留下的记忆，不仅是世博之夜水火相容的神奇，不仅是中国馆的宏伟，不仅是异国场馆的浪漫，更是中华的崛起，世界的惊异；你们一定记得某国总统的傲慢与无礼，你们也让他记忆了你们的不屑与蔑视；同学们，伴随着你们大学记忆的一定还有什锦八宝饭；还有一个G2的新词，它将永远成为世界新的记忆。

　　近几年，国家频发的灾难一定给你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汶川的颤抖，没能抖落中国人民的坚强与刚毅；玉树的摇动，没能撼动汉藏人民的齐心与合力。留给你们记忆的不仅是大悲的哭泣，更是大爱的洗礼；西南的干旱或许使你们一样感受渴与饥，留给你们记忆的，不仅是大地的喘息，更是自然需要和谐、发展需要科学的道理。

　　在华中大的这几年，你们会留下一生中特殊的记忆。你一定记得刚进大学的那几分稚气，父母亲人送你报到时的情景历历；你或许记得“考前突击而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向考场时的悲壮” ，你也会记得取得好成绩时的欣喜；你或许记得这所并无悠久历史的学校不断追求卓越的故事；你或许记得裘法祖院士所代表的同济传奇以及大师离去时同济校园中弥漫的悲痛与凝重气息；你或许记得人文素质讲堂的拥挤，也记得在社团中的奔放与随意；你一定记得骑车登上“绝望坡”的喘息与快意；你也许记得青年园中令你陶醉的发香和桂香，眼睛湖畔令你流连忘返的圣洁或妖娆；你或许“记得向喜欢的女孩表白被拒时内心的煎熬”，也一定记得那初吻时的如醉如痴。可是，你是否还记得强磁场和光电国家实验室的建立？是否记得创新研究院和启明学院的耸起？是否记得为你们领航的党旗？是否记得人文讲坛上精神矍铄的先生叔子？是否记得倾听你们诉说的在线的“张妈妈”？是否记得告诉你们捡起路上树枝的刘玉老师？是否记得应立新老师为你们修改过的简历，但愿它能成为你们进入职场的最初记忆。同学们，华中大校园里，太多的人和事需要你们记忆。

　　请相信我，日后你们或许会改变今天的某些记忆。瑜园的梧桐，年年飞絮成“雨”，今天或许让你觉得如淫雨霏霏，使你心情烦躁、郁闷。日后，你会觉得如果没有梧桐之“雨”，瑜园将缺少滋润，若没有梧桐的遮盖，华中大似乎缺少前辈的庇荫，更少了历史的沉积。你们一定还记得，学校的排名下降使你们生气，未来或许你会觉得“不为排名所累”更体现华中大的自信与定力。

　　我知道，你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忆。你们一定记住了“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从热闹和愚蠢中，你们记忆了正义；你们记住了“打酱油”和“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从麻木和好笑中，你们记忆了责任和良知；你们一定记住了姐的狂放，哥的犀利。未来有一天，或许当年的记忆会让你们问自己，曾经是姐的娱乐，还是哥的寂寞？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几年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我记得你们为烈士寻亲千里，记得你们在公德长征路上的经历；我记得你们在各种社团的骄人成绩；我记得你们时而感到“无语”时而表现的焦虑，记得你们为中国的“常青藤”学校中无华中大一席而灰心丧气；我记得某些同学为“学位门”、为光谷同济医院的选址而愤激；我记得你们刚刚对我的呼喊：“根叔，你为我们做成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还能为华中大学子做什么？

　　我记得，你们都是小青年。我记得“吉丫头”，那么平凡，却格外美丽；我记得你们中间的胡政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创造了本科生参与研究的奇迹；我记得“校歌男”，记得“选修课王子”，同样是可爱的孩子。我记得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频临退学的学生与我聊天时目光中透出的茫然与无助，他们还是华中大的孩子，他们更成为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我记得你们的自行车和热水瓶常常被偷，记得你们为抢占座位而付出的艰辛；记得你们在寒冷的冬天手脚冰凉，记得你们在炎热的夏季彻夜难眠；记得食堂常常让你们生气，我当然更记得自己说过的话：“我们绝不赚学生一分钱”，也记得你们对此言并不满意；但愿华中大尤其要有关于校园丑陋的记忆。只要我们共同记忆那些丑陋，总有一天，我们能将丑陋转化成美丽。

　　同学们，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即将背上你们的行李，甚至远离。请记住，最好不要再让你们的父母为你们送行。“面对岁月的侵蚀，你们的烦恼可能会越来越多，考虑的问题也可能会越来越现实，角色的转换可能会让你们感觉到有些措手不及。”也许你会选择“胶囊公寓”，或者不得不蜗居，成为蚁族之一员。没关系，成功更容易光顾磨难和艰辛，正如只有经过泥泞的道路才会留下脚印。请记住，未来你们大概不再有批评上级的随意，同事之间大概也不会有如同学之间简单的关系；请记住，别太多地抱怨，成功永远不属于整天抱怨的人，抱怨也无济于事；请记住，别沉迷于世界的虚拟，还得回到社会的现实；请记住，“敢于竞争，善于转化”，这是华中大的精神风貌，也许是你们未来成功的真谛；请记住，华中大，你的母校。“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多么朴实精辟！

　　亲爱的同学们，也许你们难以有那么多的记忆。如果问你们关于一个字的记忆，那一定是“被”。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亲爱的同学们，也许你们难以有那么多的记忆，也许你们很快就会忘记根叔的唠叨与琐细。尽管你们不喜欢“被”，根叔还是想强加给你们一个“被”：你们的未来 “被”华中大记忆！

　　超人脱下他的袍子后也只是个会从马背上摔下导致瘫痪的普通人，然而演员克里斯托福·里夫懂得在消沉的黑暗期中让思维转弯，“‘禁止通行’的路牌不是要你停下，而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

　　有些事单凭一腔热血和一份坚执是无法完成的，正如格林兄弟永远无法找出那些传说和人类发展史的关系，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适合儿童阅读的童话。这种时候，让思维转个弯，也许你能(看)得见成功的彼岸草丰水美，风细柳斜。

　　困厄接踵，无所建树，何妨让思维转个弯。

　　前路荆刺棘藜、乱石粗砺，何必囿于传统，不肯转圈？你无法知道你是否是在第666次实验中侥幸成功的欧立希，是否是尝试了五百多次而成果寥寥的普利斯特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直言索勒“在真理撞上鼻尖时还是没有找到真理”，也许正是由于后者和格林兄弟相同，不愿在原有假设上让步，让思维转个弯，终究把“氯气的发现者”这一称号拱手让人。人生极长又极短，岁月不会容许你做那个徒劳地把巨石重复推到山顶复又使其滚回谷底的薛西弗斯。让思维转个弯，无用功只会降低生命机械的输出功率。

　　郁悒幽囚，悲天悯人，何防让思维转个弯。

　　当人人都在“恨不能挂长绳于西天，系此西飞之白日”时，麦克阿瑟一句“幸运的是我们只会失去一次生命”有如木锋醒世。当世人皆叹“风住尘香花已尽”，怨“幽窗冷雨一身孤”之时，偏有人朗声道“肯信来年别有春”，“明年春色倍还人”如清夜鸣钟。事物往往有其好的一面，人生短暂到让人不舍得用郁郁寡欢来把它填满。让思维转个弯，在消逝中找寻美丽，在失去中找寻收获。

　　于是当道边柳絮吐白，上下纷舞，不妨放下心中执念的“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让思维转个弯，相信“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于是当名缰利锁桎梏了周围的人，不妨放下心中坚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让思维转个弯，庄周的“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亦不失为一种人性的率真与可爱，意气的豁达与豪迈。”

　　须知道，当把金球奖的“最佳导演奖”和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冠军双双揽入怀中之后，“超人”克里斯托福·里夫，最庆幸(不再是演员的)的就是在那场不幸发生之后，让自己的思维转了个弯。

　　何妨让思维转个弯。

10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交谈的记录。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5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岁的男人说起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审这个节目时，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7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元钱拿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法理、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小时候读西游记总有一个疑问————那个唐僧那么无能，为什么孙悟空非要带着他去取经呢？如果孙悟空自己去取经，不就麻烦少多了么？后来长大了，经过几年的学习，总算明白了，原来唐僧领导孙悟空是有道理的，如果不是这样，取经这项伟大的事业就不能成功了。唐僧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孙悟空没有的呢？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唐僧是一个领导，而孙悟空只是一个打工者呢？

1、“崇高信念”。这第一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唐僧在自己的崇高信念面前，丢掉性命都不会眨眼。而孙悟空就不是了，他能力很强，但是他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多次打退堂鼓。没有信念的人，就不能给别人以信心，就不能给别人以动力，遇到困难就容易退缩，领导者都胆怯了，退缩了，团队能不散掉吗？而信念不够崇高也不行，自私自利的信念，小富即安的信念，不敢担当的信念，贪功诿过的信念，都会让别人离你而去。水浒里的宋江，一个没有崇高信念的人，最后被“招安”了，他的最高理想就是这样，所以他丢掉了江山，也葬送了他的团队。

现在有些企业家总是抱怨员工忠诚度不足，刚刚学会点业务，就跳槽了；刚刚结交几个客户，就自己去开公司了。这当然有社会的因素，有员工本身的原因，但是企业家也要自己检讨一下自己，你自己是否有崇高的信念。一个企业的终极目标仅仅是为老板创造更多的利润，老板把这些利润变成资产只留给他的子女，员工与你仅仅是一种雇佣关系；而另一个企业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为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多的实事和贡献。这两种企业，哪种企业更配拥有忠诚的员工，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2、“无能”。这第二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无能”不是没有能力的表现，而是一定条件下的“无为”，这是一个优秀管理者的财富，也是优秀管理者的智慧！唐僧那么“无能”，但他欣赏有本事的人，能够包容能人们的缺点，所以才能找到三个有本事的徒弟来实践自己的崇高理想。如果唐僧“神通广大”，什么都显得比别人高明，孙悟空可能就不会愿意跟着他走了。正是因为唐僧“无能”，所以孙悟空就有了用武之地，就使得他可以充分发挥才能，在唐僧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看能力很强的孙悟空，他本人在花果山的徒子徒孙，没有一个能耐比得上他，更不过说超过他，全部都是饭桶，没有一个有用的。孙悟空本事太大，他瞧不起其他有本事的人，于是，其他有本事的人也就不喜欢跟着他。他自己太要强，处处唯我独尊，他的团队就变成了一群饭桶。《西游记》有一章，说孙悟空和唐僧闹翻了，准备自己搞了一个假“团队”打算替代唐僧取经。幸好孙悟空取消了这个念头，要不然他遇到更厉害的妖怪，把孙悟空捉拿住，谁能救他呢？谁去搬救兵呢？他自己的团队都是饭桶，只好看着自己的领导去送死。而唐僧就不这样，别看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却很安全。当年司马懿抓住蜀国的小兵，问他诸葛亮每天都干些什么。小兵想这个不算情报吧，就说丞相凡是责罚20杖以上的军法事宜，都要亲自监督。司马懿由此得知，诸葛亮肯定会被累死。太能干的领导，事必躬亲，分不清轻重缓急，也不懂得如何分工协作，敌人还没来，自己先累死了。后来事实证明，聪明一世的诸葛亮，就是活活给累死的——他很厉害，但干了许多他不应该去干的事。

中国很多的企业，都有一个非常能干的老板，同时带着一群“饭桶”的员工。开始创业的时候，为了生存，事必躬亲可能是必须的。但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企业家首先就要考虑怎么给员工搭建让他们发挥自己价值的平台，同时去寻找那些弥补自己不足的员工，而不是事必躬亲，甚至在一些专业问题上不懂装懂，把自己累成狗熊一样，疲于应付；另一方面，员工也被矮化成“手脚”，甚至离心离德，于是企业团队涣散，层层应付。有些老板说，不成呀，我不放心呀，如果公司依赖于一个孙悟空，万一他使坏，我怎么办呀？呵呵，你手上的紧箍咒呢？建立制度约束————千万别忘了这个。

3、“仁德之心”。这第三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唐僧的仁德之心，对妖怪都去怜悯，甚至“糊涂”到是非颠倒的地步。这种人自然不会恶意算计自己的下属，克扣他的工资，欺骗他们加班，利用他们承担法律责任，规避自身风险等等，唐僧虽然利用三个徒弟保护自己，但是绝对没有恶意剥削他们的意思，而是带领他们一同努力，共同成长，一起成功。最后，唐僧的三个徒弟也都有了自己的成就。唐僧没有像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或者像刘邦那样，“飞鸟死，走狗烹”。而孙悟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唐僧重用孙悟空的一个理由。但他连天宫都敢闹，甚至敢于冒犯玉皇大帝，而他花果山的猴子们呢？还是一群猴子罢了。日本有一家企业，把员工的父亲们都请到公司里来和管理者座谈，企业老板对所有管理者说，当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下属的时候，就回想一下今天，这些员工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你们，是希望你们可以教他们成长，带领他们成功的。你们要想一想自己是否对得起这样的托付。

中国的很多老板可能是受到了《资本论》的影响，总认为做老板的只有剥削工人，才能够赚到钱，而且理所应当的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是肮脏的。其实，一个优秀的领导是要带领员工创造新的价值，带领他们一同成功的。曾经有一个企业家自豪地说，我不想说我赚了多少钱，但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创造了几十个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这样的企业，想让他们不成功都难。

4、人际关系。这第四个东西，唐僧有，孙悟空没有。唐僧的前生就是释迦牟尼的弟子，而孙悟空天生地造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石猴子，虽然也拜了一个师父，但是和师兄弟关系都没处理好，最终还是被师父赶走了。孙悟空和牛魔王拜把子，后来也闹翻了；孙悟空和东海龙王是邻居，却仗着自己的本事抢了人家的东西；孙悟空和二郎神等一些天官天将是同事，可就是不给人家面子，后来还大闹天宫踢了很多人的屁股。孙悟空爱憎分明，也有本事，但在人际关系方面处理得相当不好。而唐僧就不同了。他见到神仙就磕头，与人和谐相处，不结仇家。他不仅是如来佛的弟子，还是唐王李世民的拜把兄弟。人神两届的高层关系他都有了。他还善待自己部属，取经路上很少对几个徒弟发火，对孙悟空念紧箍咒，他也是宽严有度，以保证取经目标的实现。这样的人做老板，肯定会顺风顺水。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这个地球如果没有了人，一切财富，一切物质都没有任何意义。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资源，是所有财富的创造者。一个老板，要懂得对外创造人际关系资源，对内创造优质人才资源。

唐僧不是英雄，但是个人物，是个领导人物。而孙悟空虽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但他自己做不成伟大的事业。他一旦离开了唐僧，也不外是一个打打闹闹的小混混，成不了大气候，甚至哪一天引来杀身之祸都难说。所以，他必须要依靠唐僧这样的领导来带领他。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僧是真正的英雄，他的领导艺术，对于企业家们来说，至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本文为转载，作者为红网记者谢伦丁，原文题目为《2009“感动中国十大小人物”榜单出炉》）

刚刚过去的2009年，依然有许多如沧海一粟的普通人，在谨照他们心中的准则行事，而这些准则，因为本不应该的稀缺而变得珍贵，变得打动人心，也赢得了各路“网上观光团”的致敬。

继2008年成功发起“感动中国小人物”评选之后，牛年岁末，网友再度推出2009年最让人动容的“小人物”名单。这些由网友评出、很多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感动人物，正让越来越多的网友“泪流满面”。

“那些源自身边人、小市民的朴素平凡的故事，总是能让我不禁泪下，感动不已。”2010年1月1日凌晨4点，网友“感动你我”在红网论坛发帖，和两年前一样，他把平时收集的令人感动的人和事，整理出了一张“2009年感动中国小人物”榜单。

No.1 开胸验肺的张海超

2009年6月22日 河南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无法在职业病法定诊断机构诊断出尘肺，多方求助无门，选择到郑大一附院做了开胸手术，证明自己确实患上了尘肺。7月27日 张海超接受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各路媒体采访，表示不愿接受“特别关照”，希望通过“合理方式”得到一个鉴定结果，“必要时，愿意二次开胸验肺”。 7月28日，河南省卫生厅对事件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经过全面系统的分析、诊断，确诊张海超患了尘肺病。

颁奖词:开胸验肺，血肉维权。处于社会的底层，用行动震撼世界的背面不知凝聚多大的勇气！他用一种最直接验证事物状态的方法，将一腔无奈与呻吟，昭示天下，以一人之痛唤醒了全社会对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关注和维权行动。这种悲壮，天地动容，可谓大时代的小人物！

No.2 救助无辜群众的哈米提-艾合买提

哈米提-艾合买提老人是乌鲁木齐解放南路街道双庆巷社区一名普通居民，在“7·5”事件当晚，他打开自家房门，救助了18名无处可逃的群众，并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里。为了防止暴徒找到这些无辜群众，他嘱咐小区门卫把铁门锁上，不放心的他又从家里拿出摩托车的锁链，把铁门旁边的小门也锁上了。而后，老人一直站在大门口，用自己的身体挡着不让暴徒进入院子。七八个暴徒翻门而入，抓着门卫徐革平便开始殴打，哈米提张开双臂整个人趴在徐革平身上，挡住一棍又一棍，直至警察闻声赶到……事后，老人才知道自己当天救助的人中，有抱着孩子的维吾尔族妇女，有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也有惊恐万分的汉族同胞。

颁奖词:在那个疯狂的夜晚，他用身体挡住了暴徒的进攻，使逃亡的人们免于伤亡，危难中我们读懂了一个老人的热血心肠，他的善良和笑容化解了受助者心头的恐惧，也化解了所有恩仇。他那句“不管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大家都是一家人，都应该好好过日子。”朴素平凡，但彰显的却是大爱与大义。

No.3 拾金不昧借1元钱吃早餐的郭冬容

 2009年12月18日清晨，郭老太像往常一样提着篮子前往尖林山，忽然在路边水沟旁发现一个鼓囊囊的塑料袋。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大包钱。蹒跚了1个多小时，气喘吁吁的郭老太终于见到了值班民警。来不及休整，郭老太又和民警一起清点了这袋钱，共有7000元。在老人的引导下，值班民警驱车赶到事发现场做了勘查；随后，郭老太又返回派出所，按照规定作了笔录。当办完所有手续后，已是上午9点多了。这时，郭老太不好意思地问值班民警:“同志，我还没吃早饭，你可不可以借我一元钱，买两个馒头吃？”

颁奖词: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广厦万栋，夜卧一席。生命的崇高，已不再需要理由，拾荒老太，无疑给当下的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No.4 “捐肝”男人范阡川

24小时，他都守在她的病床边，照顾着她的一切。在同病房的其他人看来，43岁的张益容和44岁的范阡川俨然一对恩爱夫妻。事实上，这只是一对旧日恋人。19年前，青梅竹马的他们因为一个传言而分手，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家庭；19年后，各自离婚了的他们又再次走到了一起。而这次，是因为她患了肝硬化，他不顾重重阻力，要捐肝给她。尽管还差20多万元手术费，尽管他的母亲以死相逼来反对他这样做，尽管张益容也不希望他这样做，他还是决定，要和她结婚，好好照顾她，并最终进行了换肝手术。

颁奖词:平凡显真情，大爱细无声，一段短暂的初恋让两颗心牵肠挂肚19年，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范阡川无怨无悔地照顾一个擦肩而过的女人，诠释了爱情的平凡与伟大。

No.5 坚守山村教书53年的王化安父子

他们是一对白族父子，父亲王元举70岁，儿子王化安46岁，从1956年起，53年来，父子两人薪火相传，子承父业，在大山之巅点燃了无数山里孩子的求知梦想，育人情怀感天动地。尤其是儿子王化安，28年来工资微薄，近12年来更是没有得到国家一分钱的工资；两任老婆因为嫉妒他对学生的“偏心”，先后狠心远走高飞，弃他而去；目前，他的教师身份还是名不正言不顺，处在“不合法”的尴尬境地。但是，王化安老师始终眷恋着姚峰界小学，忍辱负重，手执教鞭，坚持教学，从不间断，继续为山里的孩子们播撒着知识的种子。

颁奖词:生命的光彩并不在于它瞬时的不可一世，也不在于它的伟大与渺小，而在于它的价值，在于人与人之间无私的爱。父子俩用53年的坚守托起了偏远农村教育的别样晴空，用无私串起了朗朗书声，点燃了山村的希望之光。

No.6 信守承诺的农家女郭顺芬

“只要丈夫活着，我就不会离开他，要好好照顾他一辈子。”11年前，林祖祥摔成重伤躺进医院，他的妻子郭顺芬恳求医生施救时，当着亲人的面许下了这样的承诺。林祖祥经抢救了过来，但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落下了终身残疾。“端屎倒尿、擦身洗澡……这些事她连续做了11年，天天如此，却没说过一句怨言。”林祖祥说，从医院回到家后，他只能躺在床上，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连翻身都要妻子帮忙。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郭顺芬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11年来没说过一句怨言。在当地，只要问起郭顺芬，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她很了不起。”

颁奖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爱的无价，无不在深深触动你我的内心，而在浮躁今世，这样的真情相守又有多少！

No.7 残疾“怪老头”胡发生

在鸦岭乡鸦岭村村民的眼里，胡发生是个“怪老头”，他每天佝偻着腰，一瘸一拐地捡垃圾，几乎不说话，很多孩子背后偷偷叫他“哑巴”、“憨子”。2009年12月1日，伊川县鸦岭乡81岁的老人胡发生，又将几百元钱给了一名贫困家庭的孩子，资助这名孩子上学。10多年来，他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这样的善事儿。胡发生做过几十年的村干部，1961年，他下地种红薯时，被山上掉下的土块砸到左腿，从此腿部落下了残疾。1995年就开始在村里捡垃圾，当年村里建希望小学，胡发生捐了450元。村里的一个排水管道坏了，他换排水管道、修涵洞，总共花去了1000多元。从2002年至今，每逢儿童节前，胡发生总会给鸦岭乡一中和鸦岭小学的孩子们送去本、笔等学习用品。从2007年开始，每逢中秋节，胡发生都会给鸦岭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57斤月饼。

颁奖词:人间的大爱，于细节里流淌，在无私中释放。身处逆境的主人公，坚持不懈的付出，终成一股感动你我的伟大力量。

                                                                                                                                                     No.8 “无腿”老师向新

“无腿”老师向新 湖北宜昌城郊小洋坝社区，有这样一位重度肢体残疾的“无腿”老师，小时候的一场医疗事故损伤了他的坐骨神经，让他永远无法站立起来，几十年来，他只能用手撑着膝部蹲着行走。身体残疾带来的家境贫寒，45岁的向新，一直没有结婚。他住在郊区工厂旁用木板搭建的房子里。凭借自己上学时数学成绩优异和后来的刻苦自学，在自家门前开办了以补习数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补习班”，目前已为100多名农民工子女补习过功课。
 
颁奖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无腿先生，再塑师魂。三年来，重度肢体残疾的他，粉笔无言写春秋。

No.9 自强自立的砍柴男孩李露

七八月的盛夏骄阳似火，刚考上大学的秀山农村娃李露却没有停歇，他迎接大学新生活的方式有点特别:就是不停地上山砍柴。两年前，李露的父亲患肝癌去世后，只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而母亲腿脚有残疾，还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一想到上大学后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照顾，儿子能做的只有拼命囤积烧菜煮饭、过冬取暖的柴火了。李露砍了一个多月柴，给妈妈准备了够烧3年的柴火，还擦了6000双皮鞋，挣足了自己的学费，并将多余的4000余元捐给其他困难同学。

颁奖词:单纯、朴实，平淡如水，当命运掀起大风大浪，他波澜不惊，像一个男人一样坦然承受了一切，一声不吭的努力，让我们见证了小人物与命运的抗争史。他用行动告诉我们:贫困并不可怕，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No.10 好孩子刘洺硕

就读于朝阳凌源市实验小学的刘洺硕已经12岁了，在他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3岁起，他就再也没看到爸爸回家。7岁时，妈妈患上眼疾，刘洺硕就独自撑起了家庭重担。每天早上5点，闹钟响起，刘洺硕从被窝里爬起来，先把妈妈的衣服放到她便于够到的地方，烧热水，帮妈妈穿好衣服，又去做饭，帮妈妈洗漱完毕，陪着她吃完饭，刘洺硕就背起书包，一路小跑地上学了。从家到学校这六七里路上，不管刮风下雨，邻居们总是能看见小洺硕一个人背着书包独行的背影。刘洺硕和妈妈相依为命，不辞辛苦的做着同龄人甚至成年人都做不来的事情。多少个寒来暑往，小洺硕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照顾着妈妈和他们的小家……

颁奖词:穷人的苦难总是比富人的烦恼来得更早一些，一个12岁的孩子用稚嫩的肩膀独自撑起了家庭重担5年，刘洺硕没有哭，我们却泪流满面。大孝无言，大爱无声，他的独立、感恩，恰是一种责任和道德的传承。

回天无术 无奈民心丧失

　　1949年前后，国民党的军事败退、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民心丧失。军队中，兵源靠抓丁拉夫补充，因此，士兵毫无战斗力；官场上，官员或“逃”或“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首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我们知道，战争的进行，需要稳定的兵源作支撑。但是，由于人民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望，他们不愿意为这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战争作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征兵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国民党军队的兵源得不到补充时，他们就抓丁拉夫，强迫人民入伍。结果弄得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民心大失。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国民党抓丁拉夫的情况：“因为征不到兵，蒋介石就利用老法子，派人到乡下抓，这样就闹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有些青年就迫上山去反对蒋介石，也有些青年不愿当兵，就拿钱送保甲长买别人来顶替。有时候买一个兵得花三五百万，有时要一两千万。这样一来，有钱的人也变穷了，穷的就变成炮灰。甚至有些人家没钱给保甲长，又不愿儿子去当兵，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三五百万，把钱交给保甲长，替他儿子买出别人，代他儿子去当兵。当女儿被人领走时，妈妈难过，用菜刀把自己砍了的有的是。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记着中国传下来几千年的一种伦理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人家若没有后人，那是不名誉的事。只有一个独生子，被征去当兵，在战场上死了，这一家人就是绝了后。为了不叫他的儿子去当兵，又没有法子避免，怎么办呢？老太婆为了疼他的儿子起见，等他儿子睡着了，用两个很快的针把他儿子的两只眼扎瞎了。妈妈说：‘眼虽然瞎，娶个妻子，还会有后人。’类似这样的事，各城镇都有。”

        用这种强迫的办法征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可以想象的。由于士兵“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队所依赖的是现代的武器装备，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其结果是，他们对一些昂贵而精巧的武器与器械随意滥用，一旦损坏，就丢弃掉。尽管许多军官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精通业务，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彼此间很不团结，缺乏合作精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宋希濂的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败如山倒”了。　　

        再来看官场上的情况。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信念，反而只顾个人利益。他们或抓紧设计逃亡事宜；或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作打算；或抓紧时间享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恐“过了今日没有明日”。总起来看，当时的官场上，一类作“逃”的打算，一类摆出“混”的姿态。

　　首先来看“逃”的人。可以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对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报》对这种情况作了描写：“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请购票，督察总监部内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这些登机离京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的人们之外，其中大多数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机构中各部门的首长。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用私人。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地争先逃跑，连办理交待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在这逃难的高潮中，有谁过问这些事？由谁来负责把他们扣押解回？”

　　再来看“混”的人。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在上海，情况更是反常。“所有饭馆、旅馆、戏馆、跳舞场、电影院，无不挤得满坑满谷。特别是酒楼饭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钱似的。我们平时不大上馆子的人，一走进去，看到那种情形，真要心惊肉跳。那种盛况，恐怕就是升平世界，也没有那样的热烈！我们知道，今天内地乡村之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沉沦在饥饿线上。就是在上海，也随处可以碰见终日不得一饱的穷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饭馆、戏馆去看看，哪里会相信今日中国之穷呢？……这种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个人都变得疯狂了！”

　　在这帮“逃”和“混”的人的统治下，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连平时衣食无忧的学生，在逃难过程中，也 “只能住在公园、寺庙，或是城里的空房子里。他们变得日益沮丧。他们没有书，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勇气去偷东西或是杀一条过路的狗来充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为官如斯，为民又如斯，在这种情况下，焉有不失民心之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心丧失已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此问题提醒国民党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收拾民心”，苟延残喘。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醉，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国民党的官方喉舌报《中央日报》也无法避开这一问题。1948年11月4日，它发表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民心！作为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报纸，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丧失民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文章写道：“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赶快收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以上报刊发表的有关“人心”的文章，从本义上说，他们是想劝说国民党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从而拿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非常遗憾，国民党政府面对这一问题，它的表现是“束手无策”。因为“民心危机”是国民党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它的根源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盼望安定的政治、稳定的生活。但是，国民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一意孤行打内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只要内战不停止，“民心”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国民党：“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制贬值，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地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上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想结束内战，不想结束一党独裁。这样，“民心”问题只能是付诸东流，任它丧失了。想想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是何等的风光，是何等的民心所向。当时，为庆祝政府还都，各地都举行活动。1945年9月，上海新新公司(即后来的上海食品公司)还挂着一横幅：“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从四楼一直垂到二楼，四周还镶有五色彩灯。当时，上海闹市区马路口还高搭欢迎彩牌。 可惜的是，国民党没有好好地利用人们的热情。不仅如此，他还用内战来回应人们的热情，大大打击了人心。结果，仅仅四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3月，在上海的同一个地方，同样挂着那么长的一条横幅，只不过，上面的内容换成了：“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 国民党政权的丧失民心在这两个条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党统治的丧失，是它自己独裁、专制、腐败的必然结果。(选自书中第三节：贪污腐败与众叛亲离同现）

 老蒋是其孙辈们的好棋师，但他却不是个好棋手，其最臭的一步棋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坚持独裁，放弃民主，因此也注定了他不得不选择了失败。

　　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去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蒋介石的“文胆”，追随蒋介石20多年，为蒋介石写了数不清的文稿，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一个人。

        1927年，陈布雷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就因为敏捷的才思、流畅的文笔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多年来，蒋介石对陈布雷一直非常尊敬，恩宠有加。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人，陈布雷知恩图报，他把自己比作“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对蒋介石近乎“愚忠”。但是，作为文人，陈布雷又具有对政治的天然敏感，他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很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接触过很多秘密材料，更加深了其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认识。例如，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针对国民党内的“劫收”现象，对下属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他平时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比较尊重，但是，当他看到二陈也参与了“劫收”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文人对现实的、政治的清醒和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如同两种力量，时刻在撕扯着陈布雷。一方面，他对现实社会的腐败情况不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总是“明主”；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但总是正统。“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无法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分裂人格。陈布雷的神经衰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越来越重，以至于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随着国民党政权所处局势的越来越恶劣，陈布雷的“心病”也越来越重了。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而这时，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又试图通过陈布雷来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据当时陈布雷公馆的警卫员回忆：“济南失守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全国物价又在迅速上涨，蒋经国在上海弹压未能成功，各城市随之闹起粮荒。国民党内主和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力主国共和平谈判。但党内好战势力强大，他们只得寄希望于陈布雷，要请他去劝蒋介石。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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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道：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

　　1949年下半年，陈布雷在不同场合旁敲侧击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以和平途径解决内战问题。但是，很不幸，陈布雷的劝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并因此而大发雷霆，说陈布雷是主和派，“脑子坏得不能用了”。陈布雷面对这种状况，内心极为痛苦。据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回忆：“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决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两三次。”随着战局的推进，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陈布雷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因此精神更为萎顿，完全垮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看望妻子，在火车上蜷缩在车厢一角。左舜生遇到他问：“布雷先生，近来身体如何？”陈布雷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了不能再用了。从前偶尔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却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这句回答真是一语双关。其实，这一时期，无法修理的，何止是陈布雷自己的身体呢？陈布雷的悲观失望是那个时代国民党集团内人们的整体心理反映，国民党政权确实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彷徨无措，极度失望之下，陈布雷终于动了一死之念。而最终使陈布雷下决心自杀的，是1948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内容以军事为题，话题的中心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整个会场上所讲述的基本上都是些令人丧气的消息，弥漫着失败的阴影。陈布雷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与蒋介石观点不一致的看法，这在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但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陈布雷在会上的观点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态度决绝，言辞尖刻，甚至提出让陈布雷告老还乡，“领管一个寺庙”。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陈布雷。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了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

         当天晚上，陈布雷写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其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枯灯尽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陈布雷一生从事宣传工作，很懂得措辞的艺术。这篇日记表面上看，似乎陈布雷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而自杀，实际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深深的绝望。其中，“油枯灯灭”一词，竟成为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一句谶语。

　　12日晚上，陈布雷告诉手下人，要赶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需要安静，因此，不见任何来客，不接任何电话。实际上，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写遗书。陈布雷写完遗书后，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和衣躺下。13日上午，陈布雷的侍从感觉到异常，进入陈布雷卧室察看时，陈布雷已经死亡。当时，蒋介石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得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宣布休会，赶往陈布雷公馆。“国难未纾”之时，“天夺良辅”，陈布雷之死让蒋介石非常伤心。他写下了“当今完人”的条幅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定论。在国民党统治行将灭亡之际，陈布雷以自杀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失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给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增添了几许悲凉的气氛。还没等蒋介石从陈布雷自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的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同样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戴季陶，谱名传贤，复字季陶，四川广汉人，长期追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集团的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戴季陶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国。民国是他的希望，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在国民政府中任考试院院长。这一时期，戴季陶本来是准备做一番事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逐渐击碎了他的梦想。随着时局的发展，他越来越发现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于人心离散、大厦将倾之境地。支撑戴季陶身体的意念倒塌了。戴季陶感觉到民国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民国今日之存亡，已成问题了。”面对此情此景，戴季陶感觉自己回天乏术，无法阻止其灭亡的命运，因此萌生自杀的念头。1948年9月上旬和12月中旬，戴季陶曾两次服安眠药过量，皆昏迷不醒，幸亏挽救及时，幸免于死。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之死沉重地打击了戴季陶。陈布雷与戴季陶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蒋介石的忠臣，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文胆。陈布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该往何处去？戴季陶看不到希望。他拖着病体赶到陈布雷的床前，号啕大哭：“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经死了。”说着说着，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尸体上去。戴季陶从此对生命更为消极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戴季陶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他曾对随从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贰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戴季陶已经看透蒋介石大势已去，其天下将失，但同时，他又表示不当贰臣，不向共产党投降，“要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蒋介石失败了，他不跟着走，又不肯向共产党投降，他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戴季陶积极筹划回家乡四川事宜，准备叶落归根。1949年2月，已经将专机备好。但是，因为连日天气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上，戴季陶仰望满天的星星，曾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2月12日下午，医治无效过世。

        蒋介石得知戴季陶自杀的消息后，他的震惊、心痛远远超过面对陈布雷之死。毕竟，戴季陶是国民党的###，是蒋介石最有力、最忠实的支持者、谋划者和理论支持者。长期以来，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现在，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戴季陶却撒手而去，这给了蒋介石极大的打击。与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的“以死殉国”不同，面对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中部分高官决心离开国民党阵营，投奔共产党。陈仪即是其中之一。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1948年夏天，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穷途末路，他表示要“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顺应时局变化的方针”。1948年底，他积极准备起义，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1948年12月，陈仪曾对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在徐蚌会战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能为战，只有和共产党妥协谈和的道路可走。陈仪还向蒋介石上书，其中说道：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着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戡乱，人民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种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说有关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陈仪已经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但是，陈仪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试图联合汤恩伯一起离开国民党政府，投奔共产党。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陈仪准备通电起义，但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他总想串联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仅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声势。

　　找哪支部队一同起义呢？陈仪首先想到的是汤恩伯的军队。当时，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恩伯又是陈仪的旧部，与陈仪私交甚厚，两人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陈仪认为凭借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劝说他进行起义。但是，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汤恩伯忘恩负义，出卖了他。据陈达回忆：“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 ‘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哪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省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

晚年蒋介石

　　由于汤恩伯的告密，陈仪的起义计划破灭，并被蒋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1949年3月中旬，陈仪被秘密逮捕。陈仪被捕后，在解押他的飞机上，他还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谓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把陈仪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高级军法合议庭以“勾结共产党”的罪名判决陈仪死刑。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是“油枯灯灭”，各级官员对国民党政权不再抱有希望，众叛亲离成为时代的大趋势。难怪蒋经国慨叹“江河溃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