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清明节写给母亲的话

李    白：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薛卫民：母爱：液体的。如果你把它命名为乳汁、汗水和眼泪，就基本接近正确了。

                                 

飞机将要降落时妻子轻声地告诉我：母亲走了。

惊天噩耗！

母亲溘然长逝，身陷冤狱的我对此却全然不知！几十年相依为命，母亲走时我却没能在她老人家的身边送终，没能倾听她老人家最后的倾诉！那种说不清的遗憾、道不完的心痛……

我一直对母亲的去世深感痛苦与内疚。但妻子却一直用对母亲的另外一种理解来宽慰我——悲剧不在于母亲去世本身，而在于母亲对人心的险恶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对已经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竟然还会出现类似“文革”的冤假错案的现象充满了迷惘，对当今这个缺失公正的社会感到莫大的失望，对共产党内一些不良分子良心泯灭的现状充满了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逃避现实生活，远离现实恐惧，是母亲救赎灵魂的一种选择。她怎么可能去面对自己最信任的儿子一夜之间成为“人民 的罪犯”那种现实呢？怎么可能有足够的勇气去向邻居朋友乡里乡亲呼喊她的儿子是被“冤”的呢？她无法想象如果那一天真的出现……

妻子当时在母亲身边，也许她是最能够准确地解读母亲离开人世原因的人。是的，母亲已经衰弱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了强加给她的任何苦难了。

母亲信奉基督教，极其虔诚。妻子将母亲的遗物交给我时，只有母亲看过的三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灵历集光》，还有一本是《宋尚节言行录》。记的当年放暑假回家，与母亲聊天聊到圣经，我赞叹圣经的博大精深和价值观。她对我当时能够与她一起探讨圣经感到非常的高兴，以为她的下一代与她保持着一致的信仰。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母亲认为人是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人便是魔鬼。我当时无意中蹦出一个名人的话想否认母亲的观点，大意是如果人有灵魂，还要这个躯壳何用？如果没有灵魂，这个躯壳又有何用？母亲说我说的只对了一半，然后又向我传输上帝关于灵魂的观点……

凝望着墓碑上母亲的名字，我多么希望母亲的灵魂永在！

一切都成往事。往事如烟……

母亲出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抗战抵御外侮的那个时候。战乱频发，生不逢时。外婆在母亲生下不久后因病去世。外公为谋生，将不满三岁的母 亲托付给自家兄弟，远赴南洋，一直到抗战胜利才与家里联系上。而此时的母亲，却被外公的弟弟送给了一个大富人家当养女。外公得知情况后捶胸顿足，决意不惜重金赎回母亲。但这家大富豪却因膝下无女，惜女为命，对母亲百般宠爱，从小供读私塾上学堂。外公见况也就释然。但亲情无法割舍。共产党执政后，母亲已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女性，事业有成的外公又一次想将母亲接到印尼。母亲热爱新中国的生活，不想离开大陆。母亲长得漂亮，好多人都到我另一个外公的家里求亲，母亲似乎没有看得上的。最后母亲嫁给了一个在南洋失去父亲回来照顾家中老母又“不小心”参加了革命的一个人。这个人成为我的父亲。

风华正茂的母亲，结婚后同父亲一道走南闯北。由于他们都是我们党内急需的有文化的人，组织上安排他们到东北一个高校任职，并在东北生下了我。听母亲说过，我出生时，远在南洋、当时在当地已经很有些名气的外公高兴极了。我满月时，外公办了“百席宴”来庆祝外孙的出世。不幸的是，在宴席结束送客路上突遇车祸身亡。母亲因悲伤过度，无奶供我，整天让我喝苏联奶粉。我小时候体质不好，母亲常怪是苏联奶粉造成的。但是，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由于父亲所在的地下党的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再加上母亲的海外关系，两口子被无休止的审查，“政治气压”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血气方刚的父亲受不了，决定辞职，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了两年、日子开始好过的时候，却千里迁徙，举家回到了 东南一隅的福建老家，企图构建“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

当时家乡的贫穷完全出乎母亲的意料。乡亲们用惊讶的目光盯着“富有”的我们，因为装有大小箱子的几大车实在太剌眼了。我们走进村子，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房屋，石板条街道到处是垃圾和鸡鸭大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群衣衫褴褛小孩子，一呼隆地拥上来，跟着我们一起走，一边走一边向我们要东西。我和弟弟害怕极了，紧紧攥着母亲的手。不出多久，母亲以一种菩萨般的心慷慨解囊，几乎散尽家财，一半为接济贫穷的亲戚和乡亲，一半也为拯救自己，养家糊口。母亲几乎适应不了农村的生活，回到农村后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生病，因而也几乎干不了繁重的体力活。外公从南洋寄回来的几卡车的财物，母亲送的送，卖的卖，到了最后，只有两件东西，母亲发誓就是饿死困死也不卖。为此，母亲经常与父亲吵。这两件东西是，一枚金戒指和一块欧米茄牌自动表。母亲说，这是外公留给她的遗物，她一定要将这东西留给她的儿子，留给遥遥无期的“儿媳妇”。1977年高考恢复后，母亲亲自将手表戴在圆了大学梦的儿子的手里。那一刻，母亲流泪了，滴滴泪水滴滴酸楚。后来我明白，这两件东西，是母亲在困难生活中苦苦挣扎的精神支柱，并不在于它的价值如何，而在于它是母亲对生活对未来的全部希望。

“四清”开始，家运似乎好运。“四清”工作队队员都是从干部队伍里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尽管当时的工作队还跳不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框套，但工作队员们与最贫困的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村民们办实事，许多人都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接济贫困的乡亲，与老百姓打成了一片。良好的素质使老百姓把工作队当做了自家人。工作队员多数是外地人，不会讲本地话。我的父母亲都有文化，又是从大城市回来的，经常给工作队员当“翻译”，连我有时都被派上当小 “翻译”。全家都以少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队布署的活动中。很快，我们一家成了工作队的“主要依靠对象”，家里的成份也从当时的“中农”改为“下中农”，正式进入了“贫下中农”“革命队伍”中。父亲成为大队干部，母亲成为妇女干部。我当时刚念小学不久，本来用来背诵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的记性，全部用在背诵“毛主席语录” 上。工作队专门让我上台“表演”，我将“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全背下来。我们全家都成了“学习毛著积极分子”。 “四清”工作队撤离时，是一个天气特别寒冷的大清早。乡亲们哭声一片，依依不舍，送别的队伍连绵几里。我深深地记得深深地怀念这个日子，那可真正是我在电影上才能见到的我们党曾经有过又曾经丢失的鱼水情啊！

“四清”工作队撤离后不久，“文革”开始，厄运降临。本以为从大都市滚回偏僻老家不管窗外事的父亲，仍然挣脱不了当年国共两党争夺天下留下来的恩恩怨怨的羁绊。整个中国疯狂了，乡里乡亲反目为仇，全都以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已任。父亲每天晚上忙着偷偷地烧书。全中国突然间多了许多“阶级敌人”。地处穷乡僻壤的老家，从此也多了一个挂着“叛徒”大牌子被游街示众的人，多了一个熬不住“车轮战”、受尽凌辱而奔江自杀的“阶级敌人”。

学校复课了，从小喜爱读书的我和弟弟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失学了。这令进过学堂又曾在高等学府里工作过的母亲痛不欲生。她一辈子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做出剥夺我和弟弟上学机会决定的，就是当年我家的常客、口口声声称我父母为大哥大嫂的团委书记、“文革”开始后成为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头，他代表学校最高当局宣布取消我的助学金，退学。理由是我的父亲已经是“阶级敌人”了，而助学金是给“贫下中农”子弟的，无产阶级的学校不是为“阶级敌人”办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发抖，直奔学校找到这位对我们一家握有生杀大权的造反派头头，以为凭着过去的交情，能够给一点面子。但没想到，母亲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一进门就抱着我和弟弟失声痛哭。我明白，我与书包、学堂、老师无缘了，再也听不到那充满希望充满生机令人向往的钟声和读书声了。

梁漱溟老先生说过，教育的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中最残忍的。我深有体会，以致后来一看到没书念的孩子就动恻隐之心。那时，当我听到学校里的钟声每每响起，当我看着小伙伴们拿着书本从门前走过，那种想读书的渴望啊……多少次我偷偷地跑到学校去看一眼，白天不敢去，那种耻辱感让我生怕被同学和老师看到，只能晚上没人看见时去。

失学的我重重地病了一场，发高烧昏睡了两天两夜。醒来时看到母亲熬着红红的双眼坐在床前。我说身上好痒。母亲打开被子一看，全身满是红疙瘩，更吓人的是，盖在我身上的被子，到处爬着成群结队的虱子。不知道这虱子从何而来，竟然在我这摆开战场大开杀戒，两天两夜在我身上吸去了多少血！母亲把小孩全叫来，全家总动员，围在一起扑杀虱子。就在小弟妹们兴高采烈地比赛捕杀虱子业绩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的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滴一滴地滴在盖在我身上的被子上！就是在那一刻，母亲看着墙上一张伟大的统帅和伟大的副统帅穿着军装并排合照的图片，说了一句：“林彪是个大奸臣！”母亲说完，又一脸严肃地嘱咐她的儿女们，谁都不许说出去。那种情形，使我第一次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世界上还有比贫困更为可怕的东西。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我真钦佩当年一个“村妇”竟然具有如此的“远见卓识”！后来有时与母亲谈起这件事，开玩笑说是不是我们本家陈毅元帅告诉她的，母亲说是上帝告诉她的。

在失学的日子里，我和弟弟只得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生产队长鉴于我和弟弟都还小，大人干的活我们不一定都干得来，就让我们负责护养队里的耕牛。一年下来，这头黄牛与我们兄弟俩结成了极其深厚的感情。可是，有个比较富的邻村看上了我们这头肥牛。生产队为了解决春耕资金问题，决定将这头牛卖给他们。当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时，我和弟弟抱着牛大哭。我惊奇地发现，牛竟然也看着我们不断地流泪！邻村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牛兄弟拉上拖拉机。牛兄弟昂首站在拖拉机上，久久地久久地看着我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牛的眼泪。那年头，似乎牛更比人有情。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牛”的散文，就是以这位“牛”为蓝本。再后来，娶“牛”为妻，生“牛”为子，母亲妻子儿子与妹妹都属牛，终日住在“牛棚”里生活在“牛群”中，与“牛”结有不解之缘。

由于父亲被关押了两年多，家中主要劳动力没有了，母亲长期缺乏营养经常生病，辛辛苦苦了一年，到年终分红，仍然是超支，一斤粮食一分钱都拿不到。好在我和弟弟把生产队的牛养得肥肥胖胖，年终过磅时体重超过了年初。按规定，我们得到了三元钱和十斤地瓜米的奖励。那年春节之前，父亲因自杀未遂，“认罪态度不好”，本该从重从严处理，后因父亲的一位战友、“文革”开始后便被打倒在地的“走资派”，在狱中“反戈一击”，“归顺”“革命队伍”，取得了造反派的谅解，并结合进入了“革命委员会”。他在狱中的“认罪书”中从另一面印证了父亲在参加地下工作时的表现：没有叛变革命，没有叛变党，没有出卖组织。父亲因此获释。

大年三十，天色已晚，大家都开始做菜吃年饭了，而我们家的厨房门还是紧闭着。邻居厨房里漂出来的阵阵肉香（一家人可是好长时间没见过猪肉），充满了诱惑，我和弟妹倚在楼上的栏杆上，闻着香味听着悦耳的炒菜声，憧憬着楼下父母亲关紧门来为我们准备美好的晚餐。

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突然父亲一声招呼说吃饭了，四个兄弟姐妹一呼隆冲进厨房，只见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跳跃着，母亲坐在灶前，一言不发，象是哭过。我和弟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小心翼翼地坐在空空如也的饭桌旁。父亲叫我给大家装饭。我揭开锅 盖，一看呆了，锅里没有我们期盼的猪肉和大米饭，而是一锅地瓜！顿时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家要把厨房门关紧。小妹爬上灶台一看就嚷：“我不吃地瓜！我不吃地瓜！”懂事的弟弟忙把妹妹的嘴巴捂住。小妹似乎也很懂事，看到全家人默默不语也不敢吱声了。当我和弟弟拿碗准备盛地瓜时，突然母亲一跃而起，抢过我手中的饭勺，把大锅盖盖上，抱着我和弟妹大哭。一直阴沉着脸的父亲夺门而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氰化钠，准备在贫困和屈辱中结束全家人的性命！

这一天，是1971年春节的除夕之夜。歧视、屈辱、贫困……几座大山几乎压溃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后来是怎么过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被贬到县公安局工作的一位叔叔和与我父亲一起被罢了“官”的大队支部书记闻讯赶来。他们同样很贫困，但他们还是带来了大米和一块猪肉。

我们老家离海不远。有一次，实在饿得发慌，我和弟弟要求下海找点东西回来改善生活，母亲千交代万嘱咐不让到比较远的海区去，只允许到近海滩涂地找些东西。滩涂地实在不可能找到什么。听大人说有一种横行霸道的螃蟹最喜欢在滩涂上挖洞筑巢，我和弟弟就专心致志地寻找螃蟹洞，但仍然一无所获。突然我的脚底被贝壳割了一下。一摸，发现是海蛏！那种高兴劲甭提了。我和弟弟两个人便大找了起来。大约摸了五六个，突然听到有人大喊“谁在偷蛏？”我认真一看，糟了，这是人家种的蛏地，他们把我们当小偷了！这还了得，当时父亲还被关押着，两个儿子又成了“小偷”，这不成了一窝子的“反革命”！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扔下小竹篓拉起弟弟就跑，一口气跑到家里。

我们还没来得及洗掉全身泥土，后面就跟着一大帮子人来了。原来是另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和几个人。那位生产队长拎着我们的小竹篓看了看狼狈不堪的兄弟俩，笑着对我母亲说，没事，不知道是你家的小孩。和蔼的队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说，以后小心点，别看错了地方。随手将小竹篓递还给母亲便领着大家走了。我一看，小竹篓里的“赃物”——几个海蛏一个不少，他们竟然都没没收，兄弟俩乐了：晚上可以解解馋了。转眼一看，母亲沉着脸，兄弟俩心又收紧了。准备受罚吧。果真如此。母亲叫我们洗干净换了衣服，然后叫我带上弟弟，拎上小竹篓，将那几个海蛏送到生产队上还给人家，并且要当面向人家赔礼道歉！我心里暗暗叫苦，这简直比挨揍还更难受！那种“难为情”，几辈子都难以忘却！从那以后，我懂得两个道理：要勇于承认错误；要对得起人家的信任。

林彪事件后不久，在北京做“官”的长辈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文革开始，他老人家一家子五口人被遣散到天南海北四个地方。如同当年他从延安进城一样，全国一解放，就写信到老家问我们的情况。这次是他老人家的第二次解放。母亲回了一信，将我失学的事告诉了他。他得知后，利用“老革命”的声望（他曾经给老家的中学捐赠过不少书籍和物品，并由他老人家请叶圣陶先生给老家的中学题写过校名），立即给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写了一信，说小孩尚小，大人的事与小孩无关，小孩应当有受教育的权利等等，请求给我继续上学的机会。我复学的要求被批准了。可是，真要上学堂，我却连一件像样的衣裤都没有。老人家知道后又寄来了钱接济。连续几个夜晚，我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赶制我的“校服”。上学那天，我穿上了 “新衣”，母亲左瞧右瞅，高兴地说：“像个新郎官！”还叫来弟妹们一起看，弟妹也一起起哄大叫“新郎官”，让我羞得不行。我看着母亲两只红肿的手，看着母亲包扎着胶布的十个指头，一股热泪夺眶而出。我记得，后来家里有些余钱，添置的第一件“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缝纫机。假如不是那个年代，我想，母亲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裁缝家或服装师。

粉碎“四人帮”后，家境渐好。当时还未恢复高考，我因为能写一手比较漂亮的毛笔字还刻得一手好蜡板，被公社调到党委办公室当文书，后又被调到公社的水库当管理员，协助水库的加固工程，开始正式拿“工资”。那年春节快到了，在水库负责施工的同志送了一条鲤鱼给我。我付给他钱他坚辞不收，只好拎回家。正在厨房忙着做菜的母亲看到，高兴地说：“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鱼。”母亲边洗鱼边问：“这鱼花了多少钱买的？”我说：“没花钱，是人家送的。”母亲问：“谁送的？”我说：“是个做工的送的。”母亲又问：“为什么要送鱼给你？”我不无自豪地说：“没什么，我管着他们。”没想到，母亲一听这话，停下手中的活，说：“赶快还给人家！”我不以为然。母亲脸色一下子变得严肃得可怕极了，说：“马上还给人家，不还，我就把鱼扔了。你才几岁，才开始管人家几天就可以拿人家的东西了？你胆子真大，还有没有良心！”我从未见过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吓得我赶快把鱼拎走。从家里到水库有十几里路，来回就有三十多里，有一段还是山路，在这段路上还曾经发生过一起鱼塘沉尸案，打捞时我在现场看过热闹，每每路过那段路都令人毛骨悚然。我一路骑车一路委屈，回到家已是黑乎乎的夜。一到家我就躲到小阁楼上睡觉。母亲连催几次吃饭我都不搭理，以“绝食”抗议母亲对我的指责。母亲只好“屈尊”爬上小阁楼，坐在我的床边说，你还有委屈啦？这么一条大鱼，到街上买要多少钱你知道吗？如果送鱼的这人家里还不怎么富的话，去买那么大的鱼送你，要增加人家多大负担啊？做工也是很苦的，赚钱不容易，你管着人家就该人家送你东西？你以后如果有机会管更多人的话，是不是大家都要给你送东西？那你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与土匪有什么两样？……

那时我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毛小伙子。我“吃皇粮”后，这件事就象昨天发生似的常留在眼前。

1998年， 我与妻子商量，决定辞职下海。单位住房紧张，又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亲戚家托养的），单位分配住的房子小，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喜欢与我们一块住，但我一直没有办法让母亲与我们常住在一起，以便关照母亲。既然当不了大官做不了大事，那么还不如改善改善经济状况，起码解决个住房问题好让母亲与我们一起生活，对母亲含辛茹苦一辈子也有个补偿。但母亲坚决反对我下海。几十年的坎坷人生，几十年的酸甜苦辣，使她坚定地认为，家中必须有人“在朝里做官”，才不会被凌辱欺负。母亲说，现在有多少人买官都买不到你这个官。我笑说，妈也知道买官的事？母亲说，你以为我这老太婆整天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这七品芝麻小官又不是买来的。母亲说，正是你不是买来的，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就更要珍惜。我说，政治清明，无所谓做不做官。政治不清明，官大又有何用？刘少奇、彭德怀不是照样冤死？母亲说，那是以前，现在我不需要太多的钱，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再苦还有以前苦？再难还有以前难？我说，我虽然在省委里工作，一不能贪二不能占三不能为老百姓干点实在事，不过是“金被子罩鸡笼”——外表好看。要住好的，省委里没有房子住的人多着，什么时候才能排到队都不知道。住也住不好，吃也吃不好，人家还以为我是在省委里扫垃圾的，不被人家笑话？母亲说，就是扫垃圾也甘愿。现在家乡人一说某某人的儿子在省委里工作，都羡慕得很，妈走出去也不会矮人三分。我说，两个人有一个当官就行了，媳妇当官也一样。母亲说，人家会议论，媳妇会当官儿子却不会当官，象话吗？我说，妈妈老封建了。母亲说，你还没老就糊涂了……母亲和我争执了有一个星期，见我固执已见，干脆不理我，打道回老家，进入“冷战”，不与我见面。周末，我专程回老家见母亲。母亲问：我们家的人都善良得跟羊一样，你会做生意？我笑答：做生意一定都是不善良的？看看当年外公，外公是坏人吗？再看看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不也是做过生意的？我还告 诉母亲，第一，保证暂时不辞去公职；第二，同学现在事业做大了需要帮手，他也信上帝，跟她一样，会善待我的。我的这位当过中医院长的同学出国回来后成为有作为的大老板，母亲也熟悉他，以前曾常找他开中药方子。母亲因此动摇。但我知道，母亲对我的下海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想通过，只是尊重我的选择而已。

也许母亲是对的。这个社会之复杂，人心之险恶，商场之诡诈，世风之混浊，远超乎我当年的想象。我想，在她老人家离开人世之前，她肯定在责怪我当时不听她老人家的话：什么人吃什么样的饭上帝早就安排好了……

心，隐隐作痛。我再也无法与母亲争执什么了，再也无法听命于母亲什么了！

下海后，几乎天天忙得屁滚尿流，根本无暇顾及母亲，尤其是到了上海这个经济首都之后，工作之忙碌，使我更是无法照顾母亲。几次接到妻子电话说母亲又生病了，我的心里就像被老鼠咬似的，难受至极！唯一想求得自我心理平衡的就是多给母亲一点钱，希望她自己能够多买些水果、营养品之类，自已多保重。我的妻子很体谅我这当儿子的苦心，对我将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母亲去安排毫无意见。母亲去世后，当妹妹将母亲的一些遗物交给我时，我的泪水又一次禁不住地夺眶而出——母亲把我给的钱都放在存折上，生前就交代这些钱是留给他的孙子的。我的儿子从小跟在他奶奶身边，老人家看到孙子就知足了。但是，那一年，我执意要将儿子送到国外念书，目的是让儿子离开他奶奶的宠爱，学会独立，摔打成才。为此，母亲多次哭骂指责我和妻子说比禽兽还狠心，好像不是你们自己生的孩子一样，让孙子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吃苦。儿孙不在身边，母亲对孙子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每次打电话问候母亲，母亲首先问到的都是孙子怎么样了，儿子的身体怎么样了，唯独对自己轻描淡写。每次上海回来总是来去匆匆，看到母亲依依不舍的样子，一种不孝的罪过感油然而生。我只顾着自己做事，却忽视了母亲的孤独。

2005年的春节我定了计划，这些年陪母亲的时间太少太少了，母亲很早就想到印尼看看外公，到香港看看她的弟妹，这一年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就陪母亲完成这个宿愿。 但这个计划后来却因我被诬陷而搁浅。一想起这，我的心就深深地被剌痛！母亲总是舍不得花钱，剩饭剩菜从来舍不得倒掉，甚至连到大医院看病都觉得是一种奢侈浪费。2005年五一节母亲要到上海去看看，说是只坐火车不坐飞机，只是因为飞机票比火车票贵。我偷偷买了机票，却被她骂个半死，差点弄得老人家不肯到上海。还好妹妹出来帮我说话，才肯动身。从虹桥机场接母亲一进宿舍，母亲无意中在卫生间里看到我浸泡在脸盆里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竟然掉起眼泪，弄得我直怪自己粗心没注意到如此的细节，让母亲伤心。有时想想，钱再多有何用？母亲的生命重若青山！母亲已逝，但未能尽孝的负罪感却始终无法挥之而去。

然而，最后夺去母亲生命的，不是生活上的贫困，也不是在那无法无天的“文革”年代，而是在今天，在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因为我，因为几个政治流氓和商界流氓联手对我的诬陷所致！

2005年10月， 我突然接到某法院通知，说是我已被西部地区某市（这个地方是我所在的上市公司曾经投资办厂的地方）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并告诉说这个“罪案”是目前该市有史以来发生的最大的“经济合同诈骗案”，要我一定要本人到法院领取传票。我感到莫名其妙，极其气愤，要求律师将起诉书传真到家里。可恨的是，起诉书先我一步到家。我到家时，看到母亲正戴着老花眼镜认真地看着起诉书。母亲看完后将满纸荒唐的起诉书交给我。我看到母亲的脸色极其难看，象是问我又象是自言自语：怎么回事？这不可能！共产党里为什么坏人除不完灭不尽……

当天，母亲卧床不起。

面对一群流氓精心设计的圈套，面对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对我的无端指控，为了正义和荣誉，我决计直面阴谋，奔赴四川应诉。我不相信具有八十多年历史、有五十多年执政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到今天还会容许无穷尽地生产冤假错案！走之前，我和妻子到医院与心情比我更为沉重的母亲告别，谎称出国学习一段时间，等问题弄清楚了再回来看她老人家。我们试图让母亲相信我们的心情是平静的，现在是讲法制的社会，坏人是不会得逞的。但母亲一言不发，她已经不相信了：既然是讲法制的，怎么又会有这样的起诉书出现呢？怎么会有这样颠倒黑白的事情出现呢？如果就儿子和社会两者而言，她更相信她的儿子。她对这个社会整个地不信任了，对这个司法体制整个地不理解了，对社会公正和人间正义已经不存企望了！

……哀，莫大于心死。

我走时，母亲最后留给我的一句话是：“早点回来！”我听弟妹说，自我走后，母亲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与母亲的辞别，竟然成为我与母亲的诀别！

心头之痛！心中之恨！一个永远无法抚平的心头之痛！一个永远不会忘却的心中之恨！

那段时日，我无法从巨大的痛苦中挣脱出来，几乎天天晚上梦见母亲，泪水打湿了枕头。丧母之痛、别离之苦、陷害之恨、囚禁之辱……，自那以后，我留下病根：心口常莫名其妙的发剧痛。所谓“心灵创伤”，由此也许深谙。几个月后，法院公开庭审，案情大白于天下，宣告无罪，清白还我，而母亲却已经永远看不到这一天了！

忧思夜长，心痛欲裂！借清明节临至，摘下我曾在狱中含泪写下的一首《念奴娇 • 悼母》，以此寄托一个不孝之子对敬爱的母亲的哀思：

永诀慈母，
仰天望，
千里江山无色！
半百人生，
恩谁比，
还始北国雪夜。
负重如牛，
含辛似马，
点点无私血。
孤身行远，
更忧寒暑凉热。

可恨恶狼猖獗，
置无辜死地，
良知泯灭！
身陷囹圄孺子恨，
一曲悲歌怆烈。
越国哀兵，
杀贼雪耻，
心志坚如铁。
清白还我，
躬酹中秋明月。（中秋节是母亲的生日）

“愿灵安眠。”

这是那段时间里我的儿子在QQ资料里特别注明的四个字。在国外孜孜不倦一边求学
一边创业的他，在奶奶的最后日子里，也没来得及赶回家乡聆听奶奶最后的嘱咐，没来得及向奶奶送上自己用辛勤的汗水挣来的第一块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