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向日本学习（１）
本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日本这个在东方“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一向无好感。当年本人装修新房子添加电器设备时，坚决不要日本的东西，全部用国货和韩货。改革开放后，家乡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同学，一个一个地往日本跑，但始终没有让我动过远走东洋的念头。我同许多中国人一样，对日本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扮演的丑恶角色深恶痛绝，对“大和民族”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明治维新，日本全力“脱亚入欧”，全面西化，成为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但同时也是对外侵略灭亡中国的梦想的开始。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1874年日本就出兵入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改名冲绳；1894年挑开甲午战争，逼腐败的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从中国索取了高达２.３亿两的白银以及其他战利品总计达４.６亿日元，超过了当年日本全国的一年财政收入的３倍。庚子赔款，日本人从４亿两白银中得到了７％的份额，美国人则将其得到的大都退还到中国国土上，兴办学校，修建教堂，资助公益等等，而日本人却用历次巨额战争赔款加速锻造它的战争机器，企图从战争中攫取在中国的最大利益，最终发动了二战，全面进行侵华战争。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日本以亚洲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骄傲地出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日本许多的垃圾产品都往中国倒，全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中得利最多的当数日本。可如今，中国刚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有几句微弱的声音，这个小日本又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和牵制，在历史认知、台湾问题、钓鱼岛归属、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等诸多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这样一个拿了人家的许多东西从不想过回报甚至还不断制造灾难、缺乏历史责任感的邻居，怎么能让人生出感情？ 但是，认真想想，一个陆地国土面积仅有世界的0.3％、不及中国的4％的小小岛国，一个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其石油几乎100%、天然气的82%、煤的76%、铁矿石的98.4%、铜矿的91%、锡矿的98%、铅矿的78.6%、锌矿的62.4%、铝、镍、棉花、天然橡胶的100%都需要进口），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什么竟然敢于对一个泱泱大国挑战并且屡屡挑衅肆意蹂躏？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面对小个子强国为什么无还手之力？是什么能够使一个小小岛国居然成为居美国之后的第二号的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证明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英雄不论出身，强弱不在大小”。中国不小但不强，日本不大但不弱。最近看到的有关日本的几个数字，确实足以让我们这些“大国臣民”深思的：
●2006年日本的GDP为4663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相当于整个亚洲的60％。而中国为209407亿元人民币（若以美元1：8换算，则为26175亿美元），人口为日本的10倍，陆地国土面积是日本26倍，但GDP只有日本的56％。
●2006年日本汽车国内生产量为1148多万辆；海外生产量为1098万辆；其中出口达596万辆；汽车拥有量为1.7：1。中国目前汽车产量仅为700万辆，，出口37万辆，国内汽车拥有量为1000：1，而且，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几乎是与外资合作的。
●2006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日本有68家，中国为21家。日本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为22585亿美元，中国企业为6379亿美元（含港台3家667亿美元），在绝对数上日本企业是中国企业的3.5倍，而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家垄断企业。
●日本的个人储蓄为1400万亿日元，相当于13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6年度GDP的5倍。
●日本的个人消费占了日本社会消费的60％！
●全世界的70％的机器人是在日本。
●全世界制造业的机床有1／3是日本生产供应的。
●全世界的年度专利申请总数为130万件，而日本企业提交的申请超过了40万件，远超过专利大国的美国（15万件），是世界第一专利大国。
…………
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日本无愧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在摒弃感情因素之后，理性告诉我们，日本人是很了不起的！假设日本一步不前，即使我们今天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也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够与人家平起平坐，何况他们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都足以让我们赶得半死，更何况在这期间是我们“内治”的高风险期，每一个步伐都不能有误，每一个岔道口都不能走错。
其实，更了不起的恐怕还不仅仅是这些可以看得见的数字。
GDP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实力强弱的具体表现。但是，决定是强质的还是弱质的GDP，关键还要看GDP的构成。按理说中国的发展速度也不慢，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全球排位一直往前挪，总量也居全世界的第五。日本的GDP大的惊人，人均GDP是中国的近20倍。从表面上看，也仅仅是量上的区别。问题的关键是，这么庞大的GDP是如何构成的？这才是真正的差距所在。在一本书上我偶然看到了日本GDP的构成：
服务业 20.6%
制造业 20.5%
批发和零售 13.9%
房地产业 13.1%
建设业 7.0%
金融保险 6.7%
运输和通信 6.3%
电力、燃气和自来水 2.9%
农林水产 1.4%
矿山 0.1%
发达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现代化国家的两个重要特征。这两个东西质量不好，就根本别谈什么现代化。日本的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创造出整个GDP的41%。尤其是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硬实力。日本制造业在全世界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强大的竞争力。汽车、船舶、成套设备、半导体、液晶电视、摄像机、个人电脑等，都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水平。而且，日本制造业的产值，有50％是依靠出口实现的，他们出口的重点不是单纯的消费品，而是“资本财富型”的产品，即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市场信誉度高的生产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正是GDP构成所反映出的这种经济结构，才是日本经济持久繁荣和稳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才是我们很难在短时期内赶上他的本质性的东西。
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强弱，制约着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发达国家的强大无不与制造业的强大密不可分，日本同样，世界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我看过有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说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时期，GDP是日本的几倍，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日本。许多人为此感到不可理解。其实，看看双方GDP的构成就知道了：清朝的GDP主要是农产品的茶叶、蚕丝和瓷器，日本的GDP却是钢铁、大炮和机械，清朝的马车再大也是撞不过人家的铁甲车的！这种状况到民国时期没有多大变化。斯大林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他说，没有重工业，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如果这样，苏联的地位就会和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二战爆发，希特勒的闪电战几乎横扫欧洲，但在苏联的铜墙铁壁面前被挡住了。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挽救了苏联。后来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那是后话。当年美国也是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实力而不是高超的战略战术和军队素质，压碎日、德战争机器的。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不能提供现代化的武器，八年抗战打得格外艰苦。大刀长矛加上小米加步枪，去对付日本的钢枪利炮，为对付区区百万之众的日军，中国却付出了3500多万人的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二战结束后，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不服气，认为他们并没有败在中国人的手里，而是败在握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手里，至今这种对中国不服气的情绪仍然随时可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国民经济增长如果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土地增值、服装、家俱、香烟、美酒，恐怕甲午战争的历史将会重演。中国是个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就要改变出口八亿条裤子换回一架客机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
好文，学习了。
转贴《中国经济时报》今天的一篇文章：
中日经贸关系面临历史挑战
作者：金柏松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表日期: 200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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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既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发展的脚步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两国既可选择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也可选择减少合作、进行争夺的道路，更可选择拒绝合作、全面争夺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讲，２００７年４月我国总理温家宝访日可谓困难重重，将其比喻为”融冰之旅”再恰当不过。
在日本小泉执政时代中日政治关系持续恶化，而经贸关系却迅速发展，出现一段”政冷经热”时期。２００５年中日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日”经热”出现了转变的势头。日本政府为了”变政治被动为主动”，以打经济牌回击中国反对参拜，给中日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制造了障碍。当时笔者曾担心地预测中日经贸关系将由此进入转折年。不幸的是笔者预言正在演变为事实。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６年世界对华直接投资（不包括金融类）实际金额６３０．２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４７％ ，同期日本对华投资却罕见地下降了３０％。同样，据日本财务省统计，２００６年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金融类投资）大幅增加，特别是对俄罗斯、印度、巴西投资成倍增加，而对中国投资仅有小幅增加，两者形成鲜明对照。２００６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２３．８％，其中对欧美贸易伙伴分别增长２５．３％和２４．２％，而对日贸易仅增１２．５％，对日贸易比重比２００５年竟然下降了１．２个百分点。显然，中日经贸关系已经受到了两国政治关系影响，出现了由热转凉、”龟行”增长势头。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日本安倍首相上台伊始即来华访问，使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势头暂时得到抑制。中日两国声明明确提出：将强力推动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共同前进。但至今日本经济界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依然缺乏足够信心。其原因究竟是日本经济界不积极还是另有难言之隐？为此显然需要对日本近期各种情况进行深入剖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悟出其中真谛。
近期日本经济界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认识
首先，日本首相安倍访华之后，日本经济界认为，安倍并没有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安倍在任内参拜，肯定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之前就会有答案。届时中日关系将如何变化，日本经济界不明，所以按兵不动。
其次，日本右翼势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执政党内一些重量级人物在内发表一些刺激性言论的现象并没有减少，特别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各方面的表态反反复复，有立场倒退的迹象。这说明在日本否定历史事实的事态仍在发展。两国关系还有再次恶化的可能性。
其三，在东亚地区形成中日两强格局存在战略上不确定性。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后正在追求政治崛起，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正在追求经济现代化。中日两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对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目前还看不清，而日本也对中国追求的战略目标说是”弄不懂”。尤其是日本在处理两国关系时存在战略性思维混乱，表现不够成熟。例如，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出积极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但是日本政界却有相当一批政客根深蒂固地认为中日关系存在巨大的、潜在的战略冲突。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界最终决策究竟会选择”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还是”战略互害的中日关系”，还无法作出判断，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抱有深刻的忧虑。
其四，在经济领域，日本政府实施新的农产品检验标准，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的局面尚未改变；２００７年２月以来，日本政府有关方面再次将雅马哈对华出口一事采取”深度挖掘”证据和加大惩罚力度。其背后动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就对华转让技术向日本企业再次发出严重警告；日本政府对华节能技术合作依然采取”动口不动手对策”。最重要的是２００５年日本政府故意夸大中国投资风险，指导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在２００６年日本对外投资数据上已经反映出这一动向，日本对华投资减少还是中日贸易增速放慢的主要原因。以上情况基本可以说明日本政府至今仍未采取实际行动解冻”对华打经济牌所采取的措施”。当前只能说：解冻的只不过是口头表述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比小泉时代有”积极变化”。
其五，中日两国经济各自面临一些新课题、新挑战和新调整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本身对中日经贸合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而中日的选择又将直接影响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趋势。例如安倍访华期间达成的联合声明提出两国将”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但是如何理解”共同推进”，怎样推进，以及如何处理与东盟、与美俄印等国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
在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资源短缺、油价高抬、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中日两国各自为战还是通过加强合作去解决，这也是对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另外，中国正在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致力于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和实行两税合并新政策等，这些都会对吸引外资产生一些影响；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在小泉时代不过刚刚开始，日本经济内需不足，制造业过剩，靠外需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历史尽头，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在摸索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关键时期，日本政界却热衷于发展政治和防卫力量，任凭经济”自由调整”。显然两国经济的这些结构调整变化客观上也会要求中日经贸关系寻找新的发展领域。
以上分析说明当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既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影响，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发展的脚步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两国既可选择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也可选择减少合作、开展争夺的道路，更可选择拒绝合作、全面争夺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讲，２００７年４月我国总理温家宝访日可谓困难重重，将其比喻为”融冰之旅”再恰当不过。
2007 四月11日 @ 14:30
再转贴一文：
我留给亚洲的八个预言
作者：居伊•德•容凯尔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发表日期: 20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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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济评论 http://www.e-economic.com 文章页数：[1]
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亚洲专栏，因为我将在近期退休，离开工作了39年的英国《金融时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总结我多年来报道、评论亚洲事务所得到的一些教训和感想，并破除那个奇怪的神话。我还将冒险做几个预言。
首先，并非整个东亚都是经济奇迹：当今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完全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的故事。本世纪以来，中国贡献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内）一半以上的经济增长。表现令人失望的国家多得令人吃惊。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仍在努力从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正在困境中挣扎；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也远低于它们的潜力。
其次，中国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始终不变的是，共产党依然坚决地保持它对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其领导权的政治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那个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时，即便对那些当权者而言，试错法也是一个谨慎的选择。这是投资组合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最终将从政治上把这个国家引向何方。
另外两个因素，使得治理中国变成了一件很悬的事情。其一，是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控制那些“不听话”的地方官员——他们为了让自己管辖的地区和自己更为富有，在执行中央指令时往往过于流于表面。其二，是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在一个改革不彻底的领导层的管理之下，既得利益群体正在更强力地维护自身利益。游说政治如今在北京的重要性，至少已和华盛顿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解读中国政治的原因。
第三，经济支配亚洲外交。在这个因不信任和历史积怨而分裂的地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以跨境生产网络形式出现的投资）所创造的相互依赖，是地区稳定的最强大支柱。不管政治分歧有多大，亚洲国家从未允许它威胁到它们共同追求的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鉴于外交选择有限，人们只能寄望于经济逻辑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期望亚洲不要遭遇像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 1913年预言一样的命运。安杰尔当时曾预言称，欧洲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至于互相之间不可能发动战争。
第四，即便亚洲有可能组成一个紧密整合的经济集团，那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国家之间相互怀疑之外，中国和日本（或许还有印度）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使得它们难以达成重大协议。此外，亚洲各国在主权方面的高度戒备，以及许多国家内部制度的虚弱，阻碍了进一步整合所需的制度性合作。
第五，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性被高估。北京在全世界的多数外交举措，首先是受到经济需求的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供应安全方面的需求。中国能够抢到美国前面，更多是因为华盛顿相对而言忽视了必需的政治营销技巧。
真正有效的软实力，其基础是内在诱人的国家理念、原则和价值。尽管布什政府已经肆意地浪费了那些资产，但我猜，如果有选择的机会，多数亚洲人仍将选择失去光泽的美国梦，而非当代中国严厉的约束、无情的唯物主义和精神贫乏。
第六，在亚洲眼中，欧洲只是一个产品销售市场和奢侈品产地，除此之外，欧洲与亚洲并不相干。在欧洲，那些幻想亚洲未来的发展将基于欧洲“模式”的人，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我们将发现，亚洲唯一愿意拥抱的欧洲模式，乃是模特的猫步。
第七，西方对制造业转向东方的抱怨将减少。如果你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依靠土地和土地之下的东西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才是你的选择。自动化正在减少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竞争残酷，而且真正的高额利润处在生产设计、营销和品牌推广等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国到印度，所有企业都渴望超越敲打金属的简单业务。
第八，限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多数亚洲政府都梦想创造一个有能力进行基本创新的“知识型”社会。然而，正如韩国的伪造人类克隆等丑闻所显示那样，它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遥远。几乎所有出生于亚洲的诺贝尔科学桂冠的得主，其所获荣誉都源自他们在西方的工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偶然的发现，而且强烈地挑战现有秩序。但是，即便在那些强权政体不惩罚此种行为的国家，恪守等级的态度和归顺服从的传统，往往培育出知识上的因循守旧。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并非高额科研预算就能完成的。
在过去28个月中，这个专栏让我得到了作为新闻从业者的最高特权，亲眼见证了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它很刺激，经常令我惊讶，有时有趣，有时滑稽。我也经常从读者的智慧中受益。其中一些读者成了我的朋友。祝他们好运。也祝愿亚洲好运。
(作者：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 2007年4月6日 星期五 译者/ 何黎)
2007 四月11日 @ 1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