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闲言碎语父亲节

前几天送父亲回老家。父亲不习惯城里人的生活。在他看来，城市再美好，都比不上他的那个“世外桃园”——在乡下的老家。

老家的房子不大，占地面积不到一亩，总建筑面积不到300平米，祖遗之地，但祖上房子毁于抗战时日本人的飞机炸弹。1983年父亲在原地上建造了两层楼上下六间的“土洋房”（当年我参加设计了）。房子虽不大，但温馨，设施基本齐全（只是档次有些问题）。小天井内有口祖宗留下的水井。还有个后院，后院可以种树种菜，养狗养猫，喂鸡喂鸭。1985年，当时还在世的叔祖大人，到福建讲学，顺道回到老家，看到这房子，惊叹不已，先问是不是贪污来的钱，得到满意的答复后说，比起北京城里他住的房子都好得多了。一向严肃的他也开玩笑说，标准超过了国家副总理，符合小平同志的要求。但遗憾的是，至今不过20多年的时间，由于缺乏人气，房子与父亲一样已显苍老。几次我都想把它装修得现代化些，但当时的“最高领导兼财务大臣”的母亲都不同意，理由是摆什么阔，一票否决。母亲去世后，我又动了这个念头，但父亲说，他还能活几年，何必浪费？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失控，我想，这老家还是个好归处，可以作为自己静心读书写字之地，然后将父亲的小黑和小猫留下当“随从”，多好。

其实，直到最近我才悟出，父亲不想离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房子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成果。这是他的得意之处。每天住在这，不至于丧失自豪感。特别对于人这部机器来说，保持一些自豪感，零部件不至于那么容易生锈。

母亲常年与我在一起生活，我比较了解母亲。但父亲对我来说，总有些陌生感。以前很少听父亲说起自己的往事，对父亲历史的了解，基本上限于母亲和一位我尊敬的堂伯的回忆碎片。但母亲回忆起来的这些东西，总显得沉重，我也不愿意让母亲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之下，因此，真正说来，我对家史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在我年小时，父亲的名字是慈爱。当他被迫辞职请求回老家当农民时，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带着我和弟弟，长途跋涉到北京企求有关人士将我们留在北京遭到婉言拒绝时的痛哭情景；当我懂事时，父亲的名字是严厉，他曾经给我们规定了每天的劳动任务，把我们累得死去活来，一旦马虎应付就会立即受到来自父亲的更加严厉的惩罚；当我也为人父时，父亲的名字是润物的细雨，当时的他，已经在家乡率先搞起了海水养殖业，家庭经济明显好转，对经济尚拮据的我们不时提供小小的援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也脱贫致富。那时，他是为村民的共同利益服务，与原来的老搭档村支部王书记，几次放弃了当百万富翁的机会，至今还有许多人说父亲很“傻”，不懂得发财。但正是为这一点，我很为父亲自豪。

后来，父亲带着几个农民兄弟搞起“工业化”来，进行着他这一生中最后的事业。刚刚具备了理论知识武装的我，决心帮助父亲完成实现“农村工业化”理想，但却因极力反对父亲重用几个目光短浅的农民，与父亲闹得很僵，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最后几乎闹到分道扬镳的地步。父亲的“农村工业化理想”最终失败了。在父亲寄予厚望的事业惨遭失败之际，我有意无意地要去证明自己的“正确”之处。当我在上海看了父亲的“自我传记”之后，才发现，作为一个儿子，我对父亲的了解是很肤浅的！

每每想起父亲，总让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让我强烈地想起一个人物，那就是——伟大的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一生中历经坎坷用失败堆砌起人生财富的老壮士，一个被无情的岁月磨掉了所有理想的棱角的老农民，一个一生中充满着悲剧色彩但却拥有一个温暖的家的老父亲。“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听弟弟和弟媳说，父亲这个原先“彻底”的无神论者，在母亲去世的一年后，竟然在老老家祖屋（祖宗的共有遗产）的大厅里也供起了观音菩萨。母亲和妹妹她们信奉的是基督教，弟弟受弟媳影响，一家信奉的是天主教，而我呢？他们说我信的是“马教”，这三种“教”，都是西方传来的，唯独父亲信奉的是中国本土的教——观音菩萨教（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是算佛教还是算道教）。一家子在宗教信仰上五花八门（由此可见我们家的独立性和包容性的统一）。不过，无神论者经常挑衅有神论者，当年父亲经常挖苦母亲，甚至连别人都很忌讳的话父亲都敢说，对“神”极为不敬。我记得有一次母亲从教堂回来，迟了做饭，父亲正好从外地风尘仆仆回来，又累又饿。父亲不快，于是借机展开对母亲信仰的讨伐。父亲说上帝根本不存在。中国有那么多好人遭殃过不上好日子，上帝为什么不管一管？母亲说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不相信基督。父亲说中国不相信基督，上帝就不管了，那上帝的良心被狗吃了？母亲说你生来就是一个魔鬼！碰上这么一个冤家对头，母亲不是牧师，又因为“ 失职”，输赢还没有开战就已经见分晓了。当时我正好在场，听着觉得好笑，虽然立场基本倾向父亲，但出于同情弱者的感情，也觉得父亲有点过份，他应该尊重母亲的信仰自由，不就是一顿饭迟了煮吗？

如今，父亲从一个整天与母亲的信仰“对着干”的“无神论者”一下子转变成“有神论者”，令人有些不解。

今年已经整整80岁的父亲，投奔革命参加地下党时还只是19岁的学生娃，而且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只因为介绍他参加革命的老师（也是他的直接上级），解放前夕秘密失踪，他为此背了20多年沉重的十字架。他的“历史问题”的阴影，笼罩着他的整个风华正茂的时期。他的战友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并且都可以为他证明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变行为，但就是没有谁能说清他的老师是怎么失踪的！党内重要人物失踪作为直接下级说不清，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让组织放心呢？这个人怎么可能让组织信任呢？革命者有的是，宁可可靠保险一点，万一出了差错就麻烦了。此后，每次运动来临，父亲总有两条说不清的“罪状”：有变节嫌疑和复杂的海外关系，外公外婆寄回来的食品衣物，不但被没收，而且还将父母亲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挂上了钩。父亲那不会拐弯的脾气，一两次弯弯腰就权当锻炼了，多次只弯腰不踢腿他就吃不消了，血性男儿，一怒之下辞了职回老家当农民看你还能把老子怎么样。

生活从此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这一辞职，成了父亲走向更多磨难的转折点。他万万没有想到，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文革中躲不过劫难。因为这“历史问题”差点要了他的命，甚至差点要了全家人的性命。我想，这个转折点是父亲这辈子刻骨铭心的。那一年，我还在上海工作时，父亲给我寄来一个沉甸甸的邮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他自己写的往事回忆。在厚厚的一大本文稿的最后，父亲工整地抄录下五十年代的大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上写的一段话：“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后来根据父亲的要求，在我为母亲修墓时作为墓志铭镌刻在墓地上。

从一个血气方刚为了理想投奔革命的青年到风烛残年已到黄河心不死的暮年的父亲，整个地就像堂吉诃德一生对理想的追求的结果一样，坚韧不拔又屡屡碰壁。堂吉诃德身上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焰，但却缺少理性主义的光芒。即使如此，改革开放后，当时家境并不宽裕的父亲，在村里修道铺路时他捐了4万元还加上10吨水泥，村委立碑时父亲碑上赫赫有名。他再一次被聪明的自家兄弟嘲笑——“好高的人吃亏总是自己”。反对意见包括来自家庭内部。当时的母亲也想不通——为什么一定要打肿嘴巴充胖子？许多有钱的人都不出这个风头！但我很赞同父亲的做法，鼎力支持。母亲见我支持，也就没话说了，因为她不一定相信父亲是对的但总是相信我是对的。其实，父亲这种理想主义的基因可能也遗传到我身上，有许多人都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我心里也明白，如今这世道，这个“理想主义者”有时候就是“不识时务者”的代名词罢了。前不久父亲住院，对我说，哪天他去世，就把角膜献出，他的角膜质量很好。如果可以，遗体也捐做医学研究。最近，父亲在潜心研究族谱，他在谈起修族谱事情时说，祖上倡导积德行善，他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此生不报，来世必报。此代不报，下代必报。

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这辈子最感激的是两个人，第一个是邓小平（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他卸下了背了20多年的十字架，也让他有了尝试自己理想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我的母亲。他说，他在困难时候脾气很暴，母亲总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为了孩子而一味谦让委曲求全。虽然平时父亲与母亲总是疙疙瘩瘩磕磕绊绊，父亲这话总算说了一句很公平很有良心的话。我有一个妹妹，个性很强，夫妻经常口角，最终还是分手。父亲当着妹夫的面指责妹妹说为什么你就不会向你妈妈学一点！的确，父亲是堂吉诃德，而母亲则更多的像堂吉诃德的随从桑丘。随从远去天堂，家中最高领导层中的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两大派别实际上已经没有对抗意义了，平时因信仰不同的各种论战，也因母亲的离去而硝烟散去，堂吉诃德终于在走向天堂的心路历程上供起了另一尊神。父亲留下了与命运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也留下了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敬畏之心。他的“抱负”由于没赶上一个好时代、也由于自身的失误而无法实现，终生之憾只好寄托于神的世界里。

已是暮年的父亲，选择了观音菩萨作为心灵的最后慰藉，也许这就是他对人生的最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