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深圳“庆生”
在老板娘和海归的策划下，周末挺进深圳华侨城。今年是深圳特区三十周年生日，一家子也趁着深圳的喜庆之日，到深圳沾沾喜气。
说是为了俺的“庆生”。其实，生性有点孤僻古怪的我，最不喜在什么“生日”的这一天为了自己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我一直以为，“庆生”是个“奢侈品”，有资格享受这“奢侈品”的只有三种人：一是老人，二是伟人，三是“小人”（小孩子）。至于其他诸辈，都可忽略不计，包括领导、同学、朋友、兄弟姐妹和老婆。“生日”，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值得什么庆贺的，首先这一天是母亲的受难日；其次，生命一落地，烦恼甚至痛苦就随之而来，人生就是痛苦的过程。凡此类之“生”，又有何可庆的呢？（当然，我绝不是“厌生主义者”，我也想能够“万岁万岁万万岁”啦！）想当年，毛主席打江山的时候，就做过党内各级领导人一律不准举办生日庆贺活动的规定，甚至他们连死后怎么处理都做了规定。可见，生与死一样，都是自然之物，“庆生”和“庆死”，都没有多大意义，生命真正的意义在于过程。
深圳东部华侨城一角
许多恋人都喜欢将“生日”当作一个考题，来测试对方的忠诚度。这种古老而低级的测试，甚至充斥于现在许多电视剧的情节中。于是，一些投机取巧者也就应运而生。当年慈禧太后是最最喜欢过生日的一个，一是可以满足妇人特有的虚荣心，许多溢美之词，此时此刻要多少就有多少；二是还可以借此敛财，天下的奇珍异宝此时此刻都可以尽收囊中。即使天下就要丢了，但“庆生”是一个都不能落下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乃至后来辛丑条约签订，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慈禧太后的“庆生”嗜好有很大关联性的。以前俺在党政机关做事，从不为大小上司“庆生”。现在看来，是很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表现，低“情商”的表现。现在的境况大大不同了，有些人巴不得上司一年里有几个生日。这种人有时是很吃香的。不过，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头”，也确实很喜欢慈禧太后的那种做法，因为在“生日”这一天，精神和物质两个世界，都可以“硕果累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不能怪罪底下的人。当年我的许多上司，好像就没有这种嗜好。后来为资本家打工。没想到资本家对“庆生”这东西也看得很重。要是这一天谁谁谁没表示庆贺，估计老板心里都有数。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公司的老板，是个大老板，人也开明，年纪与俺妨，可就是一点我看不惯，每年都要举办“庆生宴”，而且参与的范围是越来越大。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庆生”的所有费用都是他出的，四面八方的下属公司的一二把手，在这一天相聚一起，仅那些旅费以及“庆生宴”之费用，就足够小公司养活二三年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非他本意，而是下面有几个“和绅”“发明创造”出来的，渐而渐之，他也就习惯了，弄得现在如果哪一年没举办“庆生”活动，他反而不习惯。我一直很不懂规矩，总是消极对待，甚至找个理由迟到或早退。面对着一大帮人对老板的毫无尺度毫无节制的“歌功颂德”，我如坐针毡，就好似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很不自在，很不习惯。我总感觉，企业如同社会，这种奢迷之风一起，这个企业也好不到什么程度了。也许我把事情看得太严重。这个“不习惯”，恐怕要追溯到“个人崇拜”的那个年代。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那个思想解放运动洗礼的人，对任何“个人崇拜”的东西，都特别反感。所以，今年咱生日快到，有位属下说，员工们准备为我“庆生”。我坚决制止，并扬言谁要是不听劝阻的话就处理谁。后来，果真如此，没有一个员工敢在俺生日的这一天有什么“不轨”行为，更没有任何的溢美之词出现（创业阶段，客观上也没有什么可“溢美”的）。后来，听说有种议论，说像我这种“情商”的人，连鬼都害怕。好在他们都不反对员工薪酬清单中有“生日补贴”这一项。这些兔崽子们，鬼得很！
不管怎么说，家庭的“庆生”活动还是挺开心的，尤其是一家子老少大小，借老子“庆生”之名，行旅游之实，“庆生”、旅游两不误，俺老人家一路上也乐此不疲，从头到尾尽职尽责当好“拍客”。回到家，想想，囊中羞涩了。小兔崽子们，嘿嘿，也鬼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