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有害
昨夜睡前看到一地方报在头版头条用通红的大标题这样写着：“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在这个大标题之下是一则新闻：“袖珍地块拍出楼面价16144元/m2”。看着通红通红的大标题，似乎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其实，即使真的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也是革不到俺的头上的，没什么可杞人忧天的。如今老百姓中的“仇警、仇官、仇富”的“三仇”心理现象严重。司法不公、官员腐败和富者不仁，已经成为当今中国难以治愈的硬伤。虽说“三仇”起于腐败，但窃以为，再“仇”也不能“仇富”。“仇富”心理一旦泛滥，后果很严重。
本人赤贫过，曾经饿得两眼冒过金星，双脚挪不开步子。现虽小有家产，但顶多也只是个“小资”而已，离“中产阶级”有百里之遥，离“资产阶级”更有十万八千里，故对穷人始终“深怀阶级感情”。记得当年从事司法工作时，目睹许多因贫困而走向犯罪的现象，心如刀割，于是写下《贫穷是犯罪的渊薮》，疾呼治罪须先治贫。后到某机关工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际，当时大搞“社会主义教育”以防止“和平演变”，本人不幸被抽调派往一个地方当“社教队长”。有一天路过一个村庄，看到一面断墙上刷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大标语，一时冲动，面对中国最基层政权的干部做了一场《残墙断壁不是社会主义》的演讲，“大逆不道”的言论把几个队员吓得不轻，一致意见不许扩散。本人并非是什么高明之辈，只是深深地知道饿肚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没房住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俺这辈子对“贫穷”真真感到可怕。近来总是有人将舆论导向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我一直不明白，到底中国的“富人”有多少？两极分化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它到底是不是目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本人很担心这种导向将引发一种可怕的倾向——“仇富”。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才几年就开始“仇富”，那还得了？“仇富”闸门一开，带来的可能将是一场灾难，——就象当年闹革命一样，穷人们造反，打土豪分田地，打烂了旧世界，却未必能够建立新世界。
有位政协委员在全国性的神圣讲坛上痛诉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对社会产生的严重危害，义正辞严。他说，“在中国，只有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他的依据从何而来？据查，并不是我们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也不是我们国家的哪个权威部门提供的（当然，我们的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也经常是不怎么“权威”的），而是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2007年5月，该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表述：“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有名的欧洲凯捷咨询公司于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也有类似的表述：“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他们讲的都是贫富差距问题。
最近，本岛主正在看一部英国人Stephen Green写的《大国经济之路》。这是一部专门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严肃研究的学术著作。书中第五章的题目就是《收入差距：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开头一节是这样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吗？有时候真有点这种感觉。在我生活的上海，经常能看到许多带着孩子的乞丐沿街乞讨；年少的小贩穿梭在拥挤的车流中，趁着红绿灯的间隙，向车主兜售商品，他们中的一些似乎就以桥洞为家；很多百姓居住条件恶劣，20世纪30年代的狭窄里弄里挤满破旧的房屋，人们还使用公共厕所和公用自来水。这些景色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首都司空见惯，而上海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车流中小商小贩的顾客正在开着宝马、奥迪或保时捷，住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别墅。类似的情景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
我相信中国有“国际友人”，也相信外国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真实、客观、公正的。但是，问题在于怎么看待问题！贫富差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不是中国目前最最严重的问题？中国刚刚开始有那么几个人富起来，就把“贫富差距”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本岛主以为，暂且还是不讨论贫富有多大差距为好。因为这是个伪命题。离开了富是怎么富的、穷是怎么穷的这个前提条件，贫富差距是永远讲不清楚的。中国老百姓有过“穷”的“丰富经验”，缺少的是“富的经历”。“穷”的原因当不必探讨，“富”的原因倒是值得研究。据本岛主多年观察，在中国富起来的人群中，大概可分为三种：一是靠诚实劳动、勤劳和智慧致富的（如许多实业家）；二是靠暴利行业致富的（如煤老板、房地产商和一些垄断行业等）；三是靠权力寻租致富的（如官员腐败、权钱交易、灰色收入等），而这又与第二种人经常混在一起。从朋友送来一份资料中得知，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可谓是三千“皇亲国戚”，坐拥两万亿资产！这份资料还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致富道路经常是一种畸形的表现。第一种“富人”最可敬佩，可他们活得很苦很累。最让老百姓们深恶痛绝的是最后一种“富人”，他们活得最潇洒，但对社会道德原则的破坏也最具毁灭性，对政权的颠覆作用也最具彻底性。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说到底，我们目前的贫富差距矛盾的真正根源，不在于“不均”，而在于“不公”！
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本岛主以为，消灭贫富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历史为证。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最始驱动力就是“均贫富”，“均贫富”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最高理想；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他们倾其所有，进行着“共同富裕”的试验，并将“共同富裕”作为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文明产品的一个基本特征；新中国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曾经将中国农民的理想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乌托邦信念结合起来，创造出“公社化”模式，实现中国人“共同富裕”之梦。但是，历史证明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即便他们再伟大，“共同富裕”都还仅仅是个“伟大的理想”。但是，从某种意义说，正是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推动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当前，贫富差距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差距，有失公正的差距。假如能够加速实现社会公正的进程，解决制度性腐败问题，给所有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假如能够完善起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基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问题，那么，百分之几的人拥有百分之几十的国家财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