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回天无术 无奈民心丧失

　　1949年前后，国民党的军事败退、经济崩溃、政治腐败等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民心丧失。军队中，兵源靠抓丁拉夫补充，因此，士兵毫无战斗力；官场上，官员或“逃”或“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首先来看军队中的情况。我们知道，战争的进行，需要稳定的兵源作支撑。但是，由于人民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望，他们不愿意为这场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战争作无谓的牺牲。因此，在征兵时，人们千方百计地逃避。当国民党军队的兵源得不到补充时，他们就抓丁拉夫，强迫人民入伍。结果弄得社会动荡，民怨沸腾，民心大失。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国民党抓丁拉夫的情况：“因为征不到兵，蒋介石就利用老法子，派人到乡下抓，这样就闹出许多惨绝人寰的事情。有些青年就迫上山去反对蒋介石，也有些青年不愿当兵，就拿钱送保甲长买别人来顶替。有时候买一个兵得花三五百万，有时要一两千万。这样一来，有钱的人也变穷了，穷的就变成炮灰。甚至有些人家没钱给保甲长，又不愿儿子去当兵，就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卖三五百万，把钱交给保甲长，替他儿子买出别人，代他儿子去当兵。当女儿被人领走时，妈妈难过，用菜刀把自己砍了的有的是。还有一些做父母的，他们记着中国传下来几千年的一种伦理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人家若没有后人，那是不名誉的事。只有一个独生子，被征去当兵，在战场上死了，这一家人就是绝了后。为了不叫他的儿子去当兵，又没有法子避免，怎么办呢？老太婆为了疼他的儿子起见，等他儿子睡着了，用两个很快的针把他儿子的两只眼扎瞎了。妈妈说：‘眼虽然瞎，娶个妻子，还会有后人。’类似这样的事，各城镇都有。”

        用这种强迫的办法征士兵，他们的战斗力是可以想象的。由于士兵“大都是被强迫服役的，根本不知道为何和为谁打仗，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部队所依赖的是现代的武器装备，却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维持士气的动力和纪律，其结果是，他们对一些昂贵而精巧的武器与器械随意滥用，一旦损坏，就丢弃掉。尽管许多军官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精通业务，但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彼此间很不团结，缺乏合作精神”。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溃千里似乎从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第一，军官们都说对共产党的仗难打，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师出无名，怎能鼓舞士气呢？第二，现在几百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钱，而物价仍然不断飞涨，几乎是一天几个价钱，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一天一天地减少，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如再不设法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又怎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第三，由于物价飞涨，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不能维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自杀者有之，卖淫者有之，卖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使之杀敌报国呢？”宋希濂的这三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可惜，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党对于这种情况束手无策，拿不出任何解决方案。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兵败如山倒”了。　　

        再来看官场上的情况。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看不到希望，所以，在国民党“生死存亡之秋”，其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团结奋斗、力挽狂澜的决心和信念，反而只顾个人利益。他们或抓紧设计逃亡事宜；或抓紧时间敛财，为以后作打算；或抓紧时间享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唯恐“过了今日没有明日”。总起来看，当时的官场上，一类作“逃”的打算，一类摆出“混”的姿态。

　　首先来看“逃”的人。可以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对之最好的形容。平津被围后，有路子的纷纷南飞潜逃。1948年12月25日的《大公报》对这种情况作了描写：“前天北平就有三千多人申请购票，督察总监部内竟似抢购挤兑一般，排成了长长的行列。这些登机离京的乘客，除少数有特殊理由的人们之外，其中大多数几乎都是社会的渣滓。平时腰缠累累，事急鸿飞冥冥。而其中有些竟是若干机构中各部门的首长。日常擅作威福，恣意享受，垄断把持，排挤倾轧，以保禄位、用私人。现在那一副精神，却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千方百计地争先逃跑，连办理交待的手续都不管了。还有若干人员更是眼明腿快，早就找借口、抓理由，出差京沪，故意逗留，今天却千呼万唤也不回来了。更有些没出息的人们，虽然身在平津，早已心驰港粤，整天凄凄惶惶的要伺隙溜走。就是这一大群人，把这个社会闹得好像乱纷纷的。其中有弃职潜逃的官吏，已经奉文缉拿，或要求押解回来，听候惩罚。然而这一班可耻的人们，一旦飞到京沪一带，正如蛤蟆跳进了池塘。在这逃难的高潮中，有谁过问这些事？由谁来负责把他们扣押解回？”

　　再来看“混”的人。浑浑噩噩、不思进取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本来社会中许多人的生活就太松懈懒散，若干公私机关更充满了推托敷衍的官僚作风。在这个非常时期，大家更深一层堕进了苟且因循搪塞鬼混的泥潭。‘且顾今朝，休管明朝’这个荒谬观念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这更增加了公私机关的腐败与无能，同时也增加了人民大众的痛苦。而更有不少的人们，抱有虚幻的感觉，基于自私的心理，于是耽于奢佚，流于放纵，以加紧消费、暂图享乐为当然，以浪费物资、纵欲恣度为得计。”

        在上海，情况更是反常。“所有饭馆、旅馆、戏馆、跳舞场、电影院，无不挤得满坑满谷。特别是酒楼饭店，情形真是可怕。拼命地吃，拼命地喝，拼命地叫，好像喝的吃的都不要钱似的。我们平时不大上馆子的人，一走进去，看到那种情形，真要心惊肉跳。那种盛况，恐怕就是升平世界，也没有那样的热烈！我们知道，今天内地乡村之中，几乎百分之百都沉沦在饥饿线上。就是在上海，也随处可以碰见终日不得一饱的穷苦人民。然而你到那些饭馆、戏馆去看看，哪里会相信今日中国之穷呢？……这种情形，真好像世界的末日已快到了似的，每一个人都变得疯狂了！”

　　在这帮“逃”和“混”的人的统治下，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连平时衣食无忧的学生，在逃难过程中，也 “只能住在公园、寺庙，或是城里的空房子里。他们变得日益沮丧。他们没有书，没有足够的衣服，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勇气去偷东西或是杀一条过路的狗来充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为官如斯，为民又如斯，在这种情况下，焉有不失民心之理？1948年底至1949年初，民心丧失已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发表文章，就此问题提醒国民党政府，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收拾民心”，苟延残喘。1948年11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中有一篇醒目的文章——《大局的抢救》。文章尖锐地指出：“三年的内战可说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宪’前后的内政外交大计如那一套‘亲美反苏，对付友党’，‘拉拢小党，拆散大党’的伎俩，降而至于行政官席，形同分赃；立法毁法，另立条款；特种刑庭，妄人入醉，禁锢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价，发行金圆券，强迫人民以美金白银来兑换，这实无异于强迫搜刮和掠夺，益以抢购潮生，取消限价，修正“币改”，重定标准兑换金圆券，这一切的一切，无容讳言是给那已经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难。一言以蔽之，近日人心算是近乎失尽了。”

国民党的官方喉舌报《中央日报》也无法避开这一问题。1948年11月4日，它发表社论，大声疾呼：赶快收拾民心！作为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歌功颂德的报纸，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说明这一时期国民党丧失民心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文章写道：“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希望又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产党的最大助手，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事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我们该将怎么做呢？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赶快收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

　　以上报刊发表的有关“人心”的文章，从本义上说，他们是想劝说国民党政府重视这一问题，从而拿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非常遗憾，国民党政府面对这一问题，它的表现是“束手无策”。因为“民心危机”是国民党自己酿造的一杯苦酒，它的根源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盼望安定的政治、稳定的生活。但是，国民党为了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一意孤行打内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只要内战不停止，“民心”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国民党：“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币制贬值，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币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地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上全盘的改革……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想结束内战，不想结束一党独裁。这样，“民心”问题只能是付诸东流，任它丧失了。想想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国民党政权是何等的风光，是何等的民心所向。当时，为庆祝政府还都，各地都举行活动。1945年9月，上海新新公司(即后来的上海食品公司)还挂着一横幅：“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从四楼一直垂到二楼，四周还镶有五色彩灯。当时，上海闹市区马路口还高搭欢迎彩牌。 可惜的是，国民党没有好好地利用人们的热情。不仅如此，他还用内战来回应人们的热情，大大打击了人心。结果，仅仅四年，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3月，在上海的同一个地方，同样挂着那么长的一条横幅，只不过，上面的内容换成了：“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 国民党政权的丧失民心在这两个条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在1949年4月1日发表通电，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我们(国民党政权)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地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地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地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

　　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党统治的丧失，是它自己独裁、专制、腐败的必然结果。(选自书中第三节：贪污腐败与众叛亲离同现）

 老蒋是其孙辈们的好棋师，但他却不是个好棋手，其最臭的一步棋就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坚持独裁，放弃民主，因此也注定了他不得不选择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