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油枯灯灭” 众叛亲离上演

　　军队不堪一击，政治腐败盛行，国民党统治行将就木。面对这种情况，一部分国民党官员陷入迷茫，看不到希望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众叛亲离成为国民党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1948年底到1949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 蒋介石宠信的陈诚上书蒋介石称：“近闻京沪人心异常浮动，对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时各方多充满悲观情绪，猜忌诡随，到处均可表现，此诚危疑震撼之日也。”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等上书蒋介石称：“多数官吏及党团人员信心不坚定”，“高级将领除极少数外，多数信念不坚定，乃当前严重问题。”蒋经国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战场上的军心涣散，损兵折将；在政坛上的动摇怕死，变节投降；在经济上的物资匮乏，金融紊乱。正是败象之征，江河溃决”。驻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关于一般大事纪要报告中陈述说：“在政府内，一种悲观和失败的心理正在增长。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们还注意到，随着局势继续恶化，此种情绪越来越广泛深刻。那些薪水过少并且遭受着一切通货膨胀之苦的官员们是如何日甚一日地更加相信政府与共产党的争执不能为一纯军事手段，或至少不能由一种使政府全力保持优势和不受侵犯的方式来解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现在静观待变的人为数日多。”由此可见，在国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时，就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也失去了与党国共存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或者因为对国民党统治完全失望，悲观至极而自杀，或者因为对国民党完全绝望，转而投奔共产党。陈布雷、戴季陶就是前者的代表，陈仪是后者的代表。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蒋介石的“文胆”，追随蒋介石20多年，为蒋介石写了数不清的文稿，是蒋介石极为倚重的一个人。

        1927年，陈布雷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就因为敏捷的才思、流畅的文笔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多年来，蒋介石对陈布雷一直非常尊敬，恩宠有加。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人，陈布雷知恩图报，他把自己比作“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对蒋介石近乎“愚忠”。但是，作为文人，陈布雷又具有对政治的天然敏感，他对当时的社会弊病有很清醒的认识。尤其是作为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接触过很多秘密材料，更加深了其对当时社会弊病的认识。例如，抗战胜利后，陈布雷针对国民党内的“劫收”现象，对下属说：“我们都是淡泊，不像人家可以接收房屋，接收机器。”他平时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比较尊重，但是，当他看到二陈也参与了“劫收”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他们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他们合作办金库，叫我当监事，我不接受。他们要我去开会，我怎么能去！”文人对现实的、政治的清醒和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如同两种力量，时刻在撕扯着陈布雷。一方面，他对现实社会的腐败情况不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蒋介石虽然有缺点，但总是“明主”；国民政府虽然腐败，但总是正统。“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他无法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分裂人格。陈布雷的神经衰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并越来越重，以至于每天晚上都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随着国民党政权所处局势的越来越恶劣，陈布雷的“心病”也越来越重了。1948年冬，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陈布雷显得焦虑不安。他经常长吁短叹：“已有两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我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而这时，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又试图通过陈布雷来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和谈。据当时陈布雷公馆的警卫员回忆：“济南失守后，局势越来越紧张。全国物价又在迅速上涨，蒋经国在上海弹压未能成功，各城市随之闹起粮荒。国民党内主和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力主国共和平谈判。但党内好战势力强大，他们只得寄希望于陈布雷，要请他去劝蒋介石。这一段时间里，邵、张等人频繁地出入陈公馆，一谈就是半天。

　　……

　　“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常常看到陈唉声叹气。他与下属谈道：抗战八年，用尽了精力，终于取胜了。今天的‘戡乱’，难以成功啊！他的情绪越来越坏，香烟也越抽越多。但邵力子、张治中求和心切，每天都来到陈公馆，陈显得进退两难。”

　　1949年下半年，陈布雷在不同场合旁敲侧击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以和平途径解决内战问题。但是，很不幸，陈布雷的劝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并因此而大发雷霆，说陈布雷是主和派，“脑子坏得不能用了”。陈布雷面对这种状况，内心极为痛苦。据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回忆：“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开会时严厉斥责‘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决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布雷先生开会回来，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猛抽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只能吃一小碗饭，菜也吃得很少。饭后到寝室，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吟着唐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里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两三次。”随着战局的推进，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陈布雷知道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因此精神更为萎顿，完全垮了。有一次，他到上海去看望妻子，在火车上蜷缩在车厢一角。左舜生遇到他问：“布雷先生，近来身体如何？”陈布雷回答：“我这个身体，好比一部机器，实已用到了不能再用了。从前偶尔修理修理，也还照常可以开动，现在却已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这句回答真是一语双关。其实，这一时期，无法修理的，何止是陈布雷自己的身体呢？陈布雷的悲观失望是那个时代国民党集团内人们的整体心理反映，国民党政权确实到了“修理也无法修理的时候了”。

　　彷徨无措，极度失望之下，陈布雷终于动了一死之念。而最终使陈布雷下决心自杀的，是1948年11月1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内容以军事为题，话题的中心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徐蚌会战”。整个会场上所讲述的基本上都是些令人丧气的消息，弥漫着失败的阴影。陈布雷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与蒋介石观点不一致的看法，这在他2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少有的。但是，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陈布雷在会上的观点让蒋介石大发雷霆，态度决绝，言辞尖刻，甚至提出让陈布雷告老还乡，“领管一个寺庙”。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陈布雷。据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回忆：“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了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

         当天晚上，陈布雷写了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日记，其中写道：“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枯灯尽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陈布雷一生从事宣传工作，很懂得措辞的艺术。这篇日记表面上看，似乎陈布雷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问题而自杀，实际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现实的深深的绝望。其中，“油枯灯灭”一词，竟成为国民党政权行将灭亡的一句谶语。

　　12日晚上，陈布雷告诉手下人，要赶一篇特别重要的文章，需要安静，因此，不见任何来客，不接任何电话。实际上，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写遗书。陈布雷写完遗书后，服用了超量的安眠药，和衣躺下。13日上午，陈布雷的侍从感觉到异常，进入陈布雷卧室察看时，陈布雷已经死亡。当时，蒋介石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当他得知陈布雷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宣布休会，赶往陈布雷公馆。“国难未纾”之时，“天夺良辅”，陈布雷之死让蒋介石非常伤心。他写下了“当今完人”的条幅作为对陈布雷的盖棺定论。在国民党统治行将灭亡之际，陈布雷以自杀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失望，对蒋介石内战政策的不满，给本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增添了几许悲凉的气氛。还没等蒋介石从陈布雷自杀的阴影中恢复过来，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的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同样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戴季陶，谱名传贤，复字季陶，四川广汉人，长期追随蒋介石，是蒋介石的忠实支持者，蒋介石集团的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戴季陶把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民国。民国是他的希望，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季陶在国民政府中任考试院院长。这一时期，戴季陶本来是准备做一番事业的。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独裁，逐渐击碎了他的梦想。随着时局的发展，他越来越发现国民党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处于人心离散、大厦将倾之境地。支撑戴季陶身体的意念倒塌了。戴季陶感觉到民国从来没有危险到这样的地步。“民国今日之存亡，已成问题了。”面对此情此景，戴季陶感觉自己回天乏术，无法阻止其灭亡的命运，因此萌生自杀的念头。1948年9月上旬和12月中旬，戴季陶曾两次服安眠药过量，皆昏迷不醒，幸亏挽救及时，幸免于死。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之死沉重地打击了戴季陶。陈布雷与戴季陶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两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蒋介石的忠臣，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一个是蒋介石的忠实文胆。陈布雷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路该往何处去？戴季陶看不到希望。他拖着病体赶到陈布雷的床前，号啕大哭：“布雷，布雷，我跟你去，我跟你去，人生总有一死，我的心已经死了。”说着说着，他一下子扑到陈布雷的尸体上去。戴季陶从此对生命更为消极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戴季陶精神有些失常，终日愁眉不展。他曾对随从说：“共产党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失节的。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此其时矣。你们应好自为之，贰臣不能当。有史以来，历代皇帝对前朝臣民，大都采取怀柔政策。但共产党奉行马克思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怀柔政策不同。蒋先生大势已去，将来连偏安之局也难保。今天的局面，蒋先生一木难支大厦，外援无望，现在已是众叛亲离。历代帝王，统一天下，失天下的为其后代不肖子孙，蒋先生则不然，自己得的天下，自己失之，人谋之未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戴季陶已经看透蒋介石大势已去，其天下将失，但同时，他又表示不当贰臣，不向共产党投降，“要为民族尽大孝，为国家尽大忠”。蒋介石失败了，他不跟着走，又不肯向共产党投降，他除了自杀，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到广州后，戴季陶积极筹划回家乡四川事宜，准备叶落归根。1949年2月，已经将专机备好。但是，因为连日天气恶劣，未能成行。2月11日晚上，戴季陶仰望满天的星星，曾说：“看样子，明天可以飞回成都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2月12日下午，医治无效过世。

        蒋介石得知戴季陶自杀的消息后，他的震惊、心痛远远超过面对陈布雷之死。毕竟，戴季陶是国民党的###，是蒋介石最有力、最忠实的支持者、谋划者和理论支持者。长期以来，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现在，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戴季陶却撒手而去，这给了蒋介石极大的打击。与陈布雷、戴季陶等人的“以死殉国”不同，面对国民党的大势已去，国民党政府中部分高官决心离开国民党阵营，投奔共产党。陈仪即是其中之一。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1948年夏天，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穷途末路，他表示要“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顺应时局变化的方针”。1948年底，他积极准备起义，希望浙江全省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

　　1948年12月，陈仪曾对他的亲信分子透露，在徐蚌会战中，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已经无能为战，只有和共产党妥协谈和的道路可走。陈仪还向蒋介石上书，其中说道：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1949年1月19日，他在《东南日报》上公开着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戡乱，人民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种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戡乱”战争，说有关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陈仪已经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了。

　　但是，陈仪在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试图联合汤恩伯一起离开国民党政府，投奔共产党。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首先，陈仪准备通电起义，但苦于手中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起义安全无保证。因此，他总想串联一些军队和他同时起义，这样就不仅可以确保起义安全，而且还能壮大声势。

　　找哪支部队一同起义呢？陈仪首先想到的是汤恩伯的军队。当时，浙江、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统归汤恩伯指挥。汤恩伯又是陈仪的旧部，与陈仪私交甚厚，两人是如同父子般的关系。陈仪认为凭借这种关系，完全可以策动汤恩伯率部和他同时起义。1948年冬天，陈仪在上海晤见了汤恩伯，劝说他进行起义。但是，陈仪万万没有想到，他最信任的汤恩伯忘恩负义，出卖了他。据陈达回忆：“事后，据汤的重要帮凶毛森对我说： ‘汤先生(汤恩伯)告诉我，陈公侠(陈仪别号)见徐蚌会战失败了，认为大势已去，发生了动摇，想做傅作义第二，居然劝汤先生投降共产党。这个老糊涂，真岂有此理！’毛森又说：‘陈仪为什么要劝汤先生投降？他是因为手里没有军队。如果他通电投降共产党，汤先生只要用一个师的兵力，马上就可以把陈仪所能掌握的几根破枪全部解决。他真把汤先生看得太简单了，汤先生是珍惜自己的“革命历史”的，对党国，对总统(蒋介石)，无论如何是要尽忠到底的，哪会听陈仪这一套鬼话呢？汤先生已经打电报给总统，请求免掉陈仪的浙江省主席，并嘱咐我们要切实注意陈仪的行动。’”

晚年蒋介石

　　由于汤恩伯的告密，陈仪的起义计划破灭，并被蒋介石下令免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1949年3月中旬，陈仪被秘密逮捕。陈仪被捕后，在解押他的飞机上，他还对飞机驾驶员说，国民党政权要完蛋了，希望你(指驾驶员)能把我送到北平或延安去。可谓用心良苦！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把陈仪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高级军法合议庭以“勾结共产党”的罪名判决陈仪死刑。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已是“油枯灯灭”，各级官员对国民党政权不再抱有希望，众叛亲离成为时代的大趋势。难怪蒋经国慨叹“江河溃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