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信息不完全下的改革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

转轨的第二大约束，是信息不完全的约束。信息的不完全有三种：第一，我们大概知道某一个制度怎么运行，但是你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运行，后面有哪些细节支撑它。第二，你不知道一个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多少时间，比如法律，它首先得起草，在纸面上体现出来，然后争论来争论去，几年才能通过，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制度，它需要订出实施细则、需要案例、需要判例，有人不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有人惩罚它，这个法律才在现实当中起制度作用，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约束、一种规则。第三，你不知道各个制度要素之间是怎么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

股票市场刚一开始搞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谁想到后面会出现这些问题？股权分置本身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要改这个制度又讨论了七年 （从开始讨论到改），改了三年。改完之后，今年股评家们终于发现有大小非问题，去年忽悠大家的时候怎么把这词忘记了？大小非不是新政策吧——从股改开始那天就定了的规则。终于股票市场要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股票市场了，现在这些当年鼓吹要股改的人们开始要求政府停止大小非，要回到过去。

从我们建立股市到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可全流通的股票市场，它需要多长时间？现在大概知道了。但一个证券市场只是这个制度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这还多少知道一点，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至少不是确切地知道。

我在1991年一篇文章用了“摩擦成本”这个词，获得改革的效率、收益和付出的摩擦成本之间有一种决策的选择。1990年科尔奈就提出一个概念叫作“不协调成本”，他说改革当中的过渡性状态自我是不协调的，会产生大量的摩擦、混乱，导致经济下滑等等，它为了解释当时东欧苏联的现象，那种激烈的变革导致社会的混乱，效率损失，生产下降。经济改革一定广义上属于摩擦成本。

在信息不完全的问题上面，渐进和激进的差别在于你要冒多大的风险：你是否为了获得快速制度的收益而承担很大的不协调成本？这种成本代价会对你这个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苏联东欧之所以选择了这种路线，一定意义上，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提及的既得利益变小，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可以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文化、知识、教育体系已经成形了，付得起比较大的摩擦成本，不会影响社会最基本的稳定。比较落后的国家就很难讲，至少我们看到许多落后国家改革起来稍一混乱就乱掉了，社会基本的公共品都供应不上了。

摩擦成本的具体表现，一种是出现所谓的制度瓶颈，制度之间改革的进程不协调，有的改革已经发生了，有些改革还没有发生，成为整个制度的瓶颈，产生效率损失，社会混乱不说了。第二种，所谓超前，其他制度都没有改好的时候，某个领域里面过快地发生了改革。这两种情况在现实当中都有一定的对应物，中国的问题可能是瓶颈的问题大一点，十年前最大的瓶颈是金融改革滞后于企业和其他市场的改革。现在金融改革往前走了走，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政治、政府的改革又是新的瓶颈，资本市场、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可能又是一个新的瓶颈。

我们有没有出现超前改革呢？有些局部也有，不是很明显。有些国家相对比较明显，亚洲金融危机时候一些东南亚国家表现出来的问题，就是法制、政府没有改好，监管体制没有改好的情况下面，过早开放了金融市场、开放了资本账户。那之后，国际上讨论了一个词叫循序渐进，就是不同制度改革之间有一种顺序，按照不同的体制要素来看。渐进改革是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之间都是逐步的改革，但是相互之间有一种协调来避免摩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