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经济与政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前苏联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公共品越多，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治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延伸——除了意识形态、原则、理念、道义这些因素之外，政治就是分配公共品的一个机制。整个经济分成两种物品，一种私人物品，一种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市场来配置、分配、交易，实现资源的配置。公共品因为交易成本、定价成本太高，就用公共的办法，用收税、公共财政、提供公共品的办法来提供，包括制度也是一种软性的公共品。政治的本意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公共品的供给是调节利益冲突的一种机制，需要各种政治的规则。而一涉及到公共品就会有公权谋私利的问题，因此要制衡。

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是两个，第一是参与，第二是制衡。参与就是各个利益集团要有代表来参与这个公共品的分配。西方那些国会一天到晚讨论，不是讨论意识形态——要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而是给黑人多少补贴，给妇女多少补贴，给哪个州多少补贴，是讲公共财政公共分配的问题，各个利益集团都要参与的。

第二是要制衡。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和各个政党，政治派别之间要相互制衡，在有权力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相互制衡，防止以权谋私、防止腐败。为了达到参与、制衡，就需要有法制。因此，政治的三大问题也都是经济的问题，参与、制衡和制度、规则、法制。这就是政治改革的三个问题。

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首先，二者不可分；其次，经济首先涉及的是私人物品的分配问题，如果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对有一定独立性的话，也许私人物品方面的改革相对容易一点，配置私人物品的市场相对容易建立，不需要社会大的变革，你只要让大家交易，马上市场就形成。公共品的改革相对困难；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往往也是最初的阶段，私人品比较多，越往后发展，公共品越多，政治也越来越重要，这就是我们这三十年经历的过程。

30年前的农村改革先给了大家交易权，私人物品就开始发展起来，万元户开始出现，大家可以买到消费品了，农民就有了钱，第一件事就盖了房子。房子是私人品，很长时间，在农村，在小城镇，我们看到，房子盖得很好，装修也很好，出门一走没路，泥泞的小道，就是没有公共品。进入了城镇化，城市化，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污染的问题越来越重要，社保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人们对私人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以后，社保、医疗、教育这些公共品（至少是半公共品）越来越重要，政治就越来越重要。因此，从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恐怕自然也是先在私人品供给上实现私人品的改革，然后逐步进入公共品的领域。这几年，政府转型、政治改革也提上议事日程。

通常大家讨论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究竟以哪个为前提？这个没有定论，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转轨经济学一般原理说与私人品有关的制度比较容易改革，可能先改，后面的东西往往涉及面比较广，因此，政府改革后改。但是不能说，经济改革就不需要政治改革的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改革，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转变到现在的政治路线。从闭关锁国的政治到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变革，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就搞了经济改革。

中国当时的政治改革确实不如前苏联政治改革的迫切性那么大，他们有宗教传统，宗教原则、意识形态对他们的约束更大一点，必须先把政治、宪法上的那些词改了以后，经济上才能改。我们也改了一些，但是我们可以不全改，可以先目标不是很明确地往前走。

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利益结构很不一样。改革起点上，经过70年的计划经济，当时苏联整个经济已经不增长了，它的利益格局完全发生了变化，既得利益都不增长了，因此想保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越来越小。前两天我在意大利开会，盖达尔去了（他在叶利钦手下当过一年的总理），他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搞政治改革、搞民主，不是西方人希望我们搞，是我们自己要搞，80%的票投给叶利钦，当时80%的人希望搞激进的改革，希望彻底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希望回到欧洲去，不仅是当时宣传起作用，而是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有这个基础，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摧残，但是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1978年我们经济每年10%的增长，当时不存在一个彻底革命的社会基础，既得利益还可以撑，只不过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乱了，当利益格局比较稳定时，所有人的意愿都是马上发展经济。我们当时不搞彻底的政治改革也能搞经济改革。

改革三十年到今天，大家很自然推出一个结论，下一步政治改革将会是重点，因为你的历史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公共品的分配，一定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参与和更多的制衡。公共财政越来越大，政府掌握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大，反腐败的问题、利益制衡的问题越来越重要，这时候，自然更加提上日程了。

腐败问题是转轨当中的一个典型问题，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腐败严重呢？一方面我们发展导致公共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过去很多体制没有改，很多权利还是公共权利，本来应该变成私人品、变成私权，仍然还是公权，结果就是我们的公权特别大，腐败的可能性特别大。

天下一共两种权利两种利益：公权、私权、公利、私利。以公权谋公利是政府的职责、公务员的职责；以私权谋私利，这是私人和私人企业的本能；以私权谋公利，是雷锋，现在我们捐助四川地震也是这种利他主义；以公权谋私利就是腐败。

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权？当有那么多的公权，那么多人可能腐败的时候，惩治腐败的成本抬高，腐败是惩治不住的。经济学讲什么事都没有免费午餐，要监督公权、加强监督机制，结果弄出一个监督委员会加一个监督监督委员会，有人还提议要成立一个监督监督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香港一个廉政公署能够解决问题是因为港府的公权很小。

首先需要减少公权。有人批判双轨制改革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公权可以货币化了，以前那点公权只是人家送瓶茅台酒、中华烟，现在可以送十瓶茅台酒，他喝不了可以卖，这还是小的货币化，后面塞钱更大了。这是典型的过渡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没有改的问题。如果不继续改革，过渡性腐败就会变成制度性腐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