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夜话

日本不但崇尚强者，更是个善于向强者学习的民族。

隋唐时代，是日本人虚心向中国学习的时代。据史料记载，从公元630-834年间共204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18次的遣唐使，大约每11年派一次。每一次来中国的，日本朝廷都十分重视，当成头等大事，有时天皇还赋和歌相送。每次任命遣唐的正使都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员，副使是五品以上官员。随员都是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有都匠、船匠、医师、画师、乐师以及各种工匠、水手、甚至还有判官、留学生、学问僧等。

但值得回味的是，日本人将唐朝的行政司法制度引进日本，甚至连唐朝的许多风俗习惯都引进，但就是没有引进很有中国政治特色的太监制度，没有引进中国的缠脚裹足、三妻六妾之陋习。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人也同大清臣民一样留长发。明治开始，日本的天皇率先垂范，改革“祖制”，一声令下，全国断发，不像中国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到“头”上时，许多臣民还如丧考妣般地对长辫子难舍难分。日本人曾经对中国儒家学说推崇备至，甚至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人发现西方的价值观更好，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议会、政党政治这些充满理性的工业文明的光辉成果，比儒家学说有用得多了。被誉为 “日本的伏尔泰”、日本伟大的启蒙学者福泽谕吉，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儒术是促进并且粉饰专制统治的学术，“由于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形成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在他的名著《劝学篇》开宗明义写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认为西方的进步和强大，就是因为人的许多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享有，人人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因此而强大。于是乎，日本人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工业产品、生活方式到西方的价值观、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全盘接受。

而中国，要么闭关锁国，拒绝接受人类文明的成果，要么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拉来一块崭新的布补缀旧体制的洞”，学人家的东西没学到点子上，换汤不换药，更谈不上换什么药罐了。鸦片战争开始，清廷选了身经百战的勇将杨芳为参赞大臣协助奕山抗英。这位在２０多年前就担任过直隶总督的大将军，听说英军炮击如神，觉得奇怪，遂与巫师商量对付办法。巫师认为英军中肯定有会使妖术之人，只有破了他们的妖术，英军的炮就不会那么准了。巫师出了个主意：外夷妖术最忌妇女的尿，妇女的尿桶可以作为制胜敌人的武器。打开尿桶盖，将尿桶正冲敌船，妖术即破。于是，杨芳来到广州，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们的尿桶！

历史注定了，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鸦片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巨大耻辱，惊醒了国人，更惊醒了日本人。1861年，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历时三十多年。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到1868年结束，历时三十年。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历时相差无几，然而结果却相差万里。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近代化，洋务运动却使中国更加灾难深重。症结何在？中国的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只是拿来一些机器、枪炮和舰队，却没有拿到真正富国强兵的“真经”。日本的维新派向西方学习，不仅是技术、产品，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制度、体制、文化等富国强兵的根本之道。荀子有道：“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中国人仅仅精于“物”而不精于“道”，日本人精于“物”更精于 “道”，由此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两种不同命运。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结束，到1945年二战结束，40年的时间，日本一直扮演着亚洲大国强国的角色。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其历时也不过三、四十年。进入21世纪，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方向努力。我想，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其军事大国的形象，迟早是会树立起来的，何况还有国际警察的帮助。其政治大国的形象，恐怕21世纪也是“经济决定政治”的，“有实力才有魅力”。

日本同时拥有“三种大国”光荣称号的时间，恐怕无需再等三、四十年了。这期间，我们应当向日本学习什么呢？